《充满真情至性的野趣天乐：〈诗经〉野餐画面及其历史演变》（李炳海著，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诗经》中多次出现野外聚餐的画面，其中使用的依字，是表示野外聚餐的专用名词，历代注疏均未能破译它的这种含义。《诗经》出现的主要有定居野餐、军旅野餐、农事野餐、娶亲野餐，最早可以追溯到先周公刘时期。这些作品通过展示自然景观、叙述野餐用品和加工方式，描写就餐者的言语、动作及情态，反映出野外聚餐所渗透的真情至性和它所表现的野趣天乐。《诗经》之后的文学作品不时出现野餐的场景，它是继承《诗经》写实传统的同时，又发生许多演变。 葛晓音发表《论〈诗经〉比兴的联想方式及其与四言体式的关系》（《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认为比兴在《诗经》里作为最基本的两种构思方式出现，与初民的思维方式及四言体的特殊结构有关。并通过兴句和应句之间关系的全面分析，指出从《毛诗》开始的传统诗解和以闻一多为代表的隐语说虽然各有其合理之处，但都失之于穿凿附会，而且混淆了比和兴的差别。兴的联想基本上属于感觉、经验和逻辑相因的简单直观的层面。四言诗体式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比兴常用的章句对应结构最有利于强化其节奏感，因此它和比兴之间关系的密切超过了后世的各种诗体。 对乐府诗《陌上桑》中的“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以往学者把“朝大夫”释作朝廷上的列大夫，把“侍中郎”释作“侍中”，把“专城居”释为刺史、郡守。《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作者阎步克《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认为这三个解释全部都是错误的，“朝大夫”是指郡府大吏，“侍中郎”是郎官，而“专城居”是指县级长官，即县令长相。这样方与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一般仕历相合。 康保成在《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撰文《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指出人们熟知的“商山四皓”从汉代起就可以叫做“南山四皓”，陶渊明诗文中的“南山”、“南岭”、“南阜”都是在暗用“四皓”的故事。“四皓”精神大致可用“避乱隐居，不仕修身，待机出山”来概括。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四皓”情结，他归隐的主要原因是为躲避当时政治风云可能造成的祸患，同时也在等待着出山的机会。陶渊明的“四皓”情结对我国传统文人“外圆内方”集体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存李白集载有署名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一文，列于碑志之首。《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刊登李于龙《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辨伪》一文，通过辨析认为：这是一篇伪作，始出于北宋元丰三年七月之后。理由是：一、李白墓元和十二年由龙山迁往青山，范传正所撰《李公新墓碑》因李白没有墓志而感叹，说明原无李华所撰墓志。二、此墓志称“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前二句所指正是青山李白新墓的方位，后一句既称“有墓”，意在青山墓出现之后。故而此墓志当在范传正迁墓之后撰写。三、南宋陈振孙的“家藏本”《李翰林集》是目前所知最早收进李华墓志的版本，此本刻于北宋末期。 《老成平淡以清为美：宋人审美趣味丛论》（刘畅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认为若把中国封建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生命，那么，宋代文化已是人到中年，明显呈现出生命成熟期的诸多特征。这影响到附着其上的文学思想，也表现出人到中年之后的圆熟、厚重、内倾、尚理等各种成熟型智慧特色。宋人的智慧类型可归纳为内省型智慧，其艺术思维方式也表现为内倾观照的倾向，与此相对应，从整体上看，宋人审美趣味的主流追求也呈现出一种中年之后圆润淡朴的成熟色调。简要来说，有老成之美，平淡之美，清空及清旷之美，三者互有联系，又可独立存在。 叶帮义在《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1期撰文《20世纪的黄庭坚诗歌研究》对一个世纪以来的山谷诗研究作了小结，20世纪前半叶研究宋诗较有成就和影响的学者主要有陈衍、胡适及稍后的来自清、钱锺书等人，他们为20世纪的山谷诗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50-80年代黄庭坚其人其诗倍受非议，山谷诗研究陷入低落。但80年代以后恢复较快，研究逐渐深入，特别是在山谷诗论和诗歌艺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