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4)02-0197-06 政事诗主要指那些指陈朝廷政策，评论国家时局形势，表现诗人关怀国计民生，社稷命运的诗歌。唐代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科举选拔人才的政策，为那些出身于中下层的地主知识分子提供了踏入仕途的机会，士人们怀着对政治前程的热切向往，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心政治，评议朝政，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因此产生了数目可观的政事诗。 一 大唐王朝建立之初，在政治经济方面，革新和振兴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唐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他勇于纳谏的胸怀及推行的“用人唯贤”路线，使政治、经济上的各项改革措施得以实现，并取得了明显的绩效，出现了史家所称道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虽有大臣能够看到在“文治武功”光面下的阴影，并予以揭示，如魏征劝阻太宗封禅时，描述当时社会现状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1]但在诗歌中评议或讽刺政治的现象还不多见。到武后统治时期，一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才士开始借助诗歌抨击社会弊端，言辞激切，前所未有。如初唐“四杰”，他们都“志远而心屈”，“才高而位下”，通过拓展诗歌的表现范围，以充实壮大的内容来反对龙朔文场“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2]的局面。卢骆的歌行，“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王杨的五律，“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3]四杰从市井的角度，以大胆的眼光审视社会与政治，自然能发现统治者政策的缺陷，也就会产生激昂严肃的作品。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长安古意》抨击统治阶层生活的浮艳奢华与专权：“自昔公卿二千石，咸拟荣华一万年。”“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又如骆宾王的边塞诗指责统治者不守信用，使戍卒守边成为没有尽头的苦役：“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转蓬俱行役，瓜时独未还。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4] 如果说“四杰”因才高而位卑，在抨击时政和社会黑暗时，不免带有一些尖酸情绪的话，那么，稍后的陈子昂对时政的关心，则属于那种以朝政为己任，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支配下的积极干预。陈子昂对朝政有着敏感而清醒的认识，他因经常上书指陈时弊，受到武则天的赏识重用，曾任右拾遗。作为一个在帝王身边为时政拾遗补缺的朝官，陈子昂的诗歌有许多都是揭露社会黑暗，指陈政治弊病的。其中，以《感遇》三十八首最为集中。如第十九首揭露武则天耗费民脂民膏以佞佛：“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第二十九首批评武后发动的一场不义战争：“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第三十七首抨击边将的无能，同情边地人民的灾难：“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陈子昂在诗歌中敢于直言政事，固然与他身为拾遗的职位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主要的还缘于诗人关心现实，关注朝政命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现象，在盛唐诗人群体中更为普遍，如高适、李白、杜甫等。其中杜甫表现得尤为突出。 杜甫出生并成长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年轻时适逢开元盛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5]其终生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宏伟的抱负与日渐暴露出尖锐矛盾的社会现实距离太远，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又将杜甫抛到社会的下层，使他饱尝了乱离动荡之苦。杜甫的伟大就在于他不论身处何种境地，都执著于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时刻不忘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想到的总是民生和国君。他解说自己的这种个性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5]但是杜甫对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也敢于直言不讳，如针对唐玄宗的黩武开边政策，他批评说：“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5]“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5]对统治集团侈靡腐朽的生活他敢于揭露：“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5]“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5] 杜甫描写政局的诗篇集中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其中尤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和《北征》两首长诗为最杰出。前一首诗作于战乱爆发之前，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七五五年）冬，杜甫从长安去奉先县探望亲人。诗以纪行为线索，将统治阶层政治的腐败，生活的奢侈，聚敛的残酷，一一进行了真实地描绘；后一首作于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秋，杜甫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免罪后得诏回鄜州探亲。他以“恐君有遗失”的忠诚之心，一路上目睹满目疮痍的乾坤，禁不住忧虑满怀：“乾坤含疮痍，忧虑何时毕？”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后，杜甫心里放不下的仍然是“至尊”，关心的仍然是时局：“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传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洛阳后，肃宗听从郭子仪的建议，向回纥借兵平叛。杜甫此诗中对朝廷的这一举措表现出矛盾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回纥士兵骁勇善战，“其俗善驰突”，“所用皆鹰腾”。作为权宜之计，这一措施对于平贼的确有成效。另一方面，安史叛军是胡人，回纥也非汉人，即使借助回纥的力量赶走了叛军，也形成了虎走了狼又来了的局面。《旧唐书·回纥传》载：“回纥欲入（长安）城劫掠，广平王固止之。及收东京，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记。”“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史实证明，杜甫的矛盾与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而表现了他对政治的远见卓识，他的这种忧虑在《收京》其三中又表露出来：“汉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此诗即表现他担心贼平后回纥恃功邀赏，诸将骄横无度，再次构成专横跋扈的局面。事实上，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弊患为杜甫的远见做了有力的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