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序》几种写、钞本推论其原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4)01-0050-05

      现在所能见到的《文选序》早期写、钞本大约有5种，即：吐鲁番出土唐写本、日本上野精一氏藏钞本、日本猿投神社藏两种钞本、日本九条家藏本。以上除了吐鲁番本是一残页外，其余均与《文选》正文连在一起。这几种早期的写本，文字与今传刻本多有不同，尤其是几个关键的字，后人基本都依据刻本作分析，殊不知在写本中却与刻本不同，这样牵涉到对《文选序》的正确理解问题，故略作介绍分析如下。

      5种写、钞本中的吐鲁番唐写本，据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称，此本为1928年他在吐鲁番考察时友人冯君所赠。据云出于三堡西北张怀寂墓中，盖为初唐所写。此本多用当时通行的别体字，我在《文选版本研究·版本叙录》中曾作过介绍。由于当时没有见到其他的写、钞本，故对其中一些与刻本不同的字断为误字，如“既其如彼”的“其”、“表奏笺记之别”的“别”、“陶匏异品”的“品”，刻本分别作“言”、”列”、“器”。现在看来，可能不一定是写本误，因为日本的几种写、钞本也都与它相同。以下我们对其他几种写、钞本略作分析。

      上野本最早大约著录于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谓温故堂藏本，共1卷，即卷一，后为中国学者杨守敬所得，见杨氏《日本访书志》。但其后又由杨守敬转赠（或售）于日本朝日新闻总经理上野精一氏，并在昭和十八年(1943)被认定为重要文化财产。杨守敬以这一卷与另外所得20卷合为21卷，带回国后颇受重视，但学界往往误将这21卷视作一本，其实是拼合之物。杨氏所藏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卷一当是杨守敬命人重钞之本。据日本学者芳村弘道教授说，杨氏与上野精一氏交情颇好，芳村教授手中藏有杨守敬所赠上野精一氏《邻苏园帖》可证。大概是这个原因，杨氏最终又将此卷转赠上野氏。此次蒙芳村弘道教授相助，惠赠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之国宝重要文化财产大全卷七复印本，又告以始末，深为志谢：

      此本首为李善《文选注表》，表末署名“显庆三年九月十七日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绿（录）事参／军事崇贤馆直学士臣李善／上注表”，较正文低二格，分四行。此与世传李善本仅题“显庆三年九月日上表”不同。表后接《文选序》，题“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序”上眉批“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字体与其他眉批相同。这个眉批，日本有的学者作为是刘孝绰写作《文选序》的依据。应该说眉批者可能是根据某些材料，类似如《文镜秘府论》所载萧统与刘孝绰编辑《文选》者，但现存的材料中不见，可能已经佚失，所以研究《文选》不能完全忽视这一说法。然而它毕竟是一条眉批，对它的使用又必须非常慎重，需要结合《文选》编纂的总体情况综合考察。上野本《文选序》与尤刻本相校，有诸处差异如表1：

      表1　上野本《文选序》与尤刻本《文选序》的差异

      

      （注：表中×表示无对应字，下同）

      以上共有23处不同，其中个别明显为抄写错误，如“繁”系“”之误，有些是异体、俗体字，于意义上没有大的区别。有些则是抄写错置，如“欝壹”当系“壹欝”之倒。按，此词出自贾谊《吊屈原赋》：“独壹郁其谁语”，萧统此处论屈原，当用其语，猿投神社藏本和九条家本都作“壹欎”。值得注意的是“既言如彼”的“言”、“表奏笺记之别”的“别”、“陶匏异品”的“品”、“谋夫之美话”的“美”、“辩士之舌端”的“端”、“略以时代相次”的“略”诸字。这几个字，刻本除阙“美”、“舌”两字外，其余分别作“其”、“列”、“器”、“各”，与吐鲁番写本完全相同。

      猿投神社有两个藏本，一是《文选序》古点本，一是正安本，收入京都大学文学部训点语学会所编《训点语与训点材料》第十四辑，昭和三十五年十月出版。《文选序》古点本起“集其清英”，至“义归乎翰藻故”。正安本是白文，无注，首为李善《上文选注表》，次为昭明太子《文选序》，其次是班固《两都赋》和张衡《西京赋》，卷末署“文选卷第一”。本卷前列李善上表，似为抄自李善注本，但全文为白文，且与今传李善本分卷不合。今传李善注本将萧统原30卷本一分为二，如将原卷一的《两都赋》和《西京赋》别为两卷，而正安本仍保留了30卷本原貌，将其合为一卷。又，李善注卷一“赋甲”说：“赋甲者，旧题甲乙，所以纪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明旧式。”故除了卷一还保留了“赋甲”外，其余各卷均不再标出。正安本由于仅存卷一，其后各卷是否标明“乙丙丁”等，无法证明，但卷一“赋甲”下并未抄录李善这一注文；而且李善本将总目录置于书前，正安本则置于各卷之前，所有这些均与李善本不同，而与其他写、钞本相同，可见所抄当是30卷本。这个特征与上野本相同，上野本也是以李善上表置于卷首，其后是《文选序》和《两都赋》、《西京赋》。对此，森立之说是“盖就李本单录出本文者”[1]，杨守敬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此本若就李本所出，李本已分《西京》为二卷，则录之者必亦二卷，今合三赋为一卷，仍昭明之旧，未必抄胥者讲求古式如此。”[2]日本早期钞本为何采取这种抄录方式，的确值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