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1-0003-09 一、“文学数理批评”的提出 已故著名文学史家程千帆先生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以下简称“程文”）的结论中说： 我们认为，从理论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的方法来。这两种方法都是需要的。但在今天，古代理论家从过去的及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抽象出理论以丰富理论宝库并指导当时及后来创作的传统做法，似乎被忽略了。于是，尽管蕴藏在古代作品中的理论原则和艺术方法是无比地丰富，可是我们并没有想到在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再开采新矿。这就使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免局限于再认识，即从理论到理论，既不能在古人已有的理论之外从古代作品中有所发现，也就不能使今天的文学创作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这种用一条腿走路的办法，似乎应当改变；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传统方法也似乎应当重新使用，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1](P25-26) 他还说，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作了这样一次尝试。对一与多在古典诗歌中存在诸形态”[1](P26)作了探索。 程文写于1981年10月，至今已经20多年了。应当说，“从理论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这种用一条腿走路的办法”，也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虽然本人并不想评论“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局限于一种再认识”的结果，是否一定如程先生所说的那样前景暗淡，但是，近年来古代文论界一时很热的“话语转换”讨论所显示突围的努力，至少说明这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正遭遇“山重水复”的困惑。即使在有些研究者看来并不存在这种困惑，而一直处在“柳暗花明”良好状态，那也不过“一手硬，一手软”，“重新使用”“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传统方法”，也就是“在古代理论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以外，再开采新矿”的工作，仍然是当务之急。基于这种认识，近几年以来，笔者在学习、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注意发现、概括“古代文学的理论”，希望能有些微的创获。先是从我国古代数字“三”的观念与小说的“三复情节”入手，研究古代“数”在文学中的应用，逐渐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学重数传统”的认识，进一步提出并尝试“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并通过对鲁迅小说的解读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有所应用，因此有对“文学数理批评”的理论思考。（注：拙作有关论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古代数字“三”的观念与小说的“三复”情节》，《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若干结构模式》，《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天道”与“人文”》，《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论〈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儒林外史〉的“三复情节”及其意义》，《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三而一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兼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数理批评》，《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西游记〉的“倚数”意图及其与邵雍之学的关系——《西游记》数理批评之一》，《东岳论丛》2003年第5期。）虽然这些个案的探索和理论的思考还很不成熟，甚至可能是失败的尝试。但是，本人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之下，企图“再开采新矿”的动机，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理解，也希望本人所谓“文学数理批评”的提法，能够得到认真的批评和热心的赐正。 二、“文学数理批评”试定义 我所谓“文学数理批评”，是指从“数理”角度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所谓“数理”是指文学文本中数字作为应用于计算之“数”同时又作为哲学的符号所包含的意义。这种意义当然因时代、民族、地域与作家的不同而异，但是都因其作用于文学形象体系的建构，而形成文本建构的数理逻辑。这种逻辑在文本的存在状态，有隐有显，或隐或显，从根本上决定形象体系的意义指向与基本风格，是文学研究中与形象并重不可忽视的另一半。文学数理批评就是从文本所应用“数”的理念与具体“数”度及其相互联系出发，考察作品的数理机制，分析其在文本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对形象意蕴的渗透与制约。 因此，文学数理批评不仅是形式美的批评，也必然达至形象内涵即文本思想意义的探讨。我在拙作《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一文的结尾，曾就中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的可能性展望说： 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不单纯是文学形式的探讨，而将为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可能，有时本身就是这种阐释。它不排斥任何其他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却不是任何其他理念与方法的附庸或补充，而是相对于传统“象”或“形象”批评的另一翼，与象或形象的批评相得益彰。但在当今古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中，形象中心的批评理论多借自西方，能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而结合了象或形象的数理批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却有“那把钥匙开那把锁”的根本之用，所以格外值得重视和提倡。著者相信在古代文学批评中引入数理批评的原则，将有助于建立写人与叙述并重、形象与数理结合的新的古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模式。[2] 在坚持这样一种基本认识的前提下，我把“中国古代文学”扩大到“（全部）文学”的理由，及其在东西方文学范围内“数理”一词的根据，还需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把“中国古代文学”扩大到“（全部）文学”，虽然已经有了对中国古今文学所作初步考察的基础，但是对外国文学的缺乏研究，仍然使这一提法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代表的外国文学来说，早就有学者对数理批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过论证，并得出结论，例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要人物之一波里克勒特认为： （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3](P388) 亚里士多德认为： 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与明确”，这些唯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又因为这些（例如秩序与明确）显然是许多事物的原因，数理诸学自然也必须研究到以美为因的这一类因果原理。[4](P265-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