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3)06-00104-06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以“话”为形态的批评方式，论其时序，首先是“诗话”，继之出现的有“文话”（含“四六话”）、“词话”、“曲话”、“赋话”、“经义话”与“小说话”等。结合诸“话”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自北宋欧阳修撰《六一诗话》始肇其体，各类“话”例皆依次而出，如唐宋词盛而有词话，元明曲盛而有曲话，明清八股盛而有经义话，小说盛而有小说话，惟赋早盛于汉而至清乾隆间始出赋话。二是各类“话”例皆有相对独立性，但亦有相兼，如诗与词，四六与经义等，然最突出的是“赋话”受容于诗话与文话，尤以诗话兼容赋话为多，直至清代“赋话”体始独立。合此又可见一现象，即古代诗、赋话的粘附与分离，其中彰显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内涵，宜为辟发。 一 对诗话的产生及性质，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以“论辞论事”概述其体，颇受学界重视。如郭绍虞认为章氏所言“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二例“最好”，因为“仅仅论诗及辞者，诗格诗法之属是也；仅仅论诗及事者，诗序本事诗之属是也。诗话中间，则论诗可以及辞，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1](P.2)考赋话缘起，名称初见宋人王銍《四六话序》：“銍类次先子所谓诗赋法度与前辈话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銍所闻于交游间四六话事实私自记焉。其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之。”王氏将赋话与诗，文、四六话对举，值得重视，惜其赋话未见，且历宋、元、明三朝，亦无冠以“赋话”之名的著述出现。所以到清乾隆间浦铣刊刻《历代赋话》时，在《自序》中感喟：“宋汝阴王銍性之撰四六话一卷，自序云：“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顾赋话未见其书也，岂为之而未成欤？抑失其传欤？夫诗话之作伙矣，赋则错见于诸书，未有集其成者。”袁枚为浦氏《历代赋话》作序亦云：“唐以后，诗有话，诗余有话，独赋无话。……柳愚先生创赋话一书。”[2]而观清代赋话之制，其“别立一宗”在于脱离诗话而独立，然其内涵或探讨渊源流变，或研究风格体制，或注重辨析考核，或展示作法技巧，或搜罗史料掌故，多渊承诗话之旨。如果探究自宋以来诗话兼融赋话以及清代赋话脱离诗话而别立之因，我以为首先应从文体学批评的视角看等诗、赋话产生前诗论与赋论的关系。 诗、赋理论的结缘始于汉人的辞赋观，代表说法见于班固的两段话：一是《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二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后序：“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春秋以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夫志之赋作矣。……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据此有三层意义：其一，汉人论诗专指《诗经》，赋源于《诗》为其根本。其二，班氏强调赋源于诗在于“讽”“颂”作用。其三，《汉志》所言“不歌而诵”的“赋”即诵《诗》意，重在社会作用，只是在诵《诗》之社会作用消失后方有“失志之赋”的出现。以此为例，可知汉人诗、赋粘附的思想要在《诗》之“用”，并无“体”的意义或艺术审美内涵。然随着汉赋创作的兴盛，所谓“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3](p.1)，诗、赋理论至魏晋时代又进入一由枯附而分离的阶段。其时视诗、赋相同者仍传承汉人赋源于《诗》的观念，所不同处在改变其单纯的‘功用”理论而上升到一种“体”的认知层面。如《文选》卷四五皇甫谧《三都赋序》解“赋者古诗之流”云：“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又解“不歌而诵谓之赋”云：“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显然已将“古诗之流”与“不歌而诵”引申为赋体定义。也正因这一时期赋“体”观念的确立，出现了诗、赋分离的批评，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论述与刘勰《文心雕龙》分立《明诗》与《诠赋》篇章，最为典型。与持诗、赋粘附观念者不同的是，从文体论区别诗、赋之异者所言“诗”已不限于狭义的《诗》三百篇，而是取广义的诗歌创作，这为今后诗话与赋话的理论表述提供了广泛的审美基础。 与汉晋诗、赋理论范畴不同，唐宋时代诗、赋批评的粘附与分离又出现一新的畛域，即围绕“诗赋取士”而出现的大量指导士子场屋竞技的诗格、赋格类的撰述。诗格起于初唐，至中晚唐而盛，宋代渐衰，代表作今存者如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旧题王昌龄《诗格》、旧题白居易《金鍼诗格》、郑谷等《新定诗格》、僧齐己《风骚旨格》、王玄《诗中旨格》、王梦简《诗洛要律》、僧神彧《诗格》、旧题梅尧臣《续金鍼诗格》等[1]。而唐宋以来赋格，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白行简《赋要》、浩虚舟《赋门》、范传正《赋诀》、纥于俞《赋格》、和凝《赋格》、张仲素《赋枢》、马偁《赋门鱼钥》，吴处厚《赋评》等，惜皆亡佚。今存同类撰述，仅有唐代无名氏《赋谱》和宋代郑起潜《声律关键》两种（注：唐无名氏《赋谱》存日本五岛庆太氏藏抄本，近年始转录回国，初见《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严寿澂译［美］柏夷《〈赋谱〉略述》。郑起潜《声律关键》今存宛委别藏本。）。另有文话或杂录中收有少量的赋论，如北宋李腐《济南先生师友淡记》收录秦观论赋语十二则，即类同《赋谱》，系讨论律赋作法与技巧的。而考察诗、赋格撰写内涵及形式，其重声律、重格式，教人科试诗赋之法门，是完全相同的。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论诗之“九对”，其“字对”云：“字对者，谓义别字对是。诗曰：‘山椒架寒雾，池
韵凉
。’‘山椒’即山顶也，‘池
’傍池竹也。此义别字对。”无名氏《赋谱》论赋之句法：“凡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不可偏舍。壮（三字句也）：若‘水流湿，火就燥’；‘悦礼乐，敦《诗》《书》’；‘万国会，百工休’之类，缀发语之下为便，不要常用。”同是用创作例证法则。又如僧神彧《诗格》论“破题”、“颔联”，“诗腹”。“诗尾”等，系唐五代教人试诗用“齐梁体格”之作法，而郑起潜《声律关键》论“五诀”（认题、命意、择事、琢句、压韵），正是教人作棘闱“八韵”律赋之范式。二者统合于诗赋取士制度，殊为一致。但是，诗赋取士作为制度虽合为一体，且诗、赋格之教人作法也尽相同，然诗、赋毕竟有“体”的差异，所以唐宋诗、赋格又独自成篇（书）。翻检全唐五代诗格，睢旧题贾岛撰《二南密旨》“论六义”涉及“赋论二。赋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陈，显善恶之殊态。外则敷本题之正体，内则布讽诵之玄情”，属泛论六义，非指导场屋赋之作法。而赋格专论律赋，亦不兼融诗体（注：按：日僧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著录佚名《诗赋格》一卷，已佚，是仅见诗赋格合成一例，引见《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577页。）。这种形态的分离到宋以后出现的诗话大量兼融赋话又发生的较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