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6-0103-14 《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罗贯中在民间传说与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根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正史材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再创作而写成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的开山之作，因而对后世的影响甚大，研究它的人很多，成果也十分丰富。这些研究几乎涉及《三国演义》的各个方面，有史实的考辨，有源流的梳理，有思想内容的挖掘，有艺术风格的探讨等等；但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研究《三国演义》面貌的成果尚不多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三国演义》使用的语言到底属于什么性质？（《三国演义》历代版本甚多，本文主要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下册本，1973年12月北京第3版，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为什么作为古代白话小说代表性著作的《三国演义》通常却被认为是用文言或用浅近文言写成，而不是用古白话写成的？ 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语言之一，从道理上说，“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的历史时期内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都应在古代汉语范围之内，但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自3000多年前甲骨文时代开始的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由于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各个时期的语言必然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某些变化，因而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也大致形成两个系统：一个是文言，另一个是古白话。所谓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先秦两汉的书面语言以及后世历代作家如韩愈、柳宗元之类文人仿古作品中的语言；这种语言形式是我国古代典籍文献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言形式，它不仅显然不同于现代汉语，即便与秦汉以后的历代口语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古白话，是指汉魏以来主要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口头语言；这种语言形式主要用于民间文学与笔记语录等部分作品之中，虽然由于我们目前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于其间部分词语的理解还不很透彻，但从总体面貌上看，它与现代汉语的差别较小，读来较易理解，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来源。尽管文言与古白话都不是一时一地的语言，在其内部分别有一些差异，但它们各自的总体面貌却保持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性。而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比较来看，则无论在语音、词汇、语法还是在整体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更为显著的不同，前者距离现代汉语远而后者距离现代汉语近。 文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有时候反映在语音、词汇、语法等不同语言要素上，有时候也反映在文言总体面貌的艰深与浅近上，于是就有了浅近文言的说法。浅近文言也属于文言的范畴。“浅近”一词中的“近”并非指时代的远近，而是与“浅”字同义，均表示浅显。这种“浅近”又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pp.224-225)第一，从词汇的使用来看，主要是文言中的常用词与次常用词，非常用词出现的机会较少；名物典章制度等专门术语也极少使用。第二，从出现的语法结构来看，主要是常见的文言句式，如文言文的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主谓倒置等，以及一般性的词类活用、成分省略等等；文言虚词的使用也以常见而典型的用法为主，冷僻罕见者一般不会出现。第三，从体裁来看，主要是叙事、写景、抒情、一般说理等形式，而不是专门性或理论性较强的学术性著作之类的作品。第四，从内容涉及的范围来看，同古代文化知识或背景情况的联系较为松散，少用典故。第五，从整体风格来看，属于典范的文言文作品，如秦汉散文与唐宋八大家之类后世古文家的作品，前者是文言文的源头，后者则大体承袭了前者的整体风格。需要强调的是，符合以上标准的著作或文章，无论其语言形式如何浅近，终究属于文言的系统，不应也不能划入古白话的范畴。 古白话内部的发展过程又有不同，它起源于口语对书面语的潜入。大约在东汉时期，汉语中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地反映口语的语料，如部分文人著作以及汉乐府等民间诗歌中的零星语料；再加上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为了便于向受众说法，汉译佛经往往也采用接近口语的形式。此期中土文献中的口语化语料与汉译佛经中的某些浅近形式均对当时及后世的语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纷乱的时代，人口的大量流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对汉语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加上佛教的强势介入，汉译佛经的大量涌现，汉语在语音、词汇乃至语法方面都有较为显著的变化，口语化的程度也有所加强。这一时期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言在大量采用先秦两汉习见的词汇与语法结构的同时，也注意用上一些口语词语与口语词义，在语法结构上也出现了某些口语形式。但是，这种书面语言的基础仍然是文言文，口语化的程度并不很高。此后，口语化成分进入书面语言的现象继续发展，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至晚唐五代时这种口语材料开始成为某种语言形式的基础，例如禅宗语录与敦煌俗文学作品，只是在这一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夹杂一些文言成分，（注：据苏联汉学家谢·叶·雅洪托夫的研究，这些文言成分主要是受古代汉语书面语言的影响，“变文作者使自己的文献人为地‘文言化’，用它们的上古汉语同义词替换口语”。）[2](p.61)那么这种形式的语言就是比较成熟的古白话了。即便我们暂不考虑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变文中存在着作者人为地“文言化”的因素，而将晚唐五代的口语仍划入从文言到古白话的过渡，那么稍晚一些的基本上以古白话面貌出现的宋人话本，无疑可以标志着古白话这一语言形式的成熟。[3](p.5)[4](p.5) 文言的特点与古白话的发展已如前述，那么从总体面貌上看，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很明显，最主要的不同正在于对口语成分的吸收。文言虽说在沿袭使用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口语的沾染，事实上“在二千多年里头，文言自身也有了相当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怎么样也得留下他的痕迹”，[3](p.4)但它毕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书面语言，受口语的影响与渗透较少。古白话则大不相同，它尽可能地吸收口语，包括大量的口语词汇与口语语法，以致最终形成与文言迥异的面貌。对于文言与古白话，尽管凭语感就能作出大致的区分，实际上学者们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把它作为一种辨认的方法，（注：吕叔湘先生说过：“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我们心知其意，因为任便拿出一段文字来，我们能直觉地判断这是文言，或这是白话，或这是文白夹杂，这几句是文言，那几句是白话。”雅洪托夫也说：“大约从十三到十四世纪之际开始，区别用文言和白话写成的作品一般来说并不费力。”）[5](p.58)[2](p.56)但汉语史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又给我们提供了利用汉语史研究成果来区分文言与古白话的条件。我们认为，既然宋人话本标志着古白话的成熟，那么宋人话本之后的语言形式，若汉魏以后新生的口语成分包括词汇现象与语法现象等，（注：这种新生的词汇现象包括新生的词语与固有词语中新生的义项，新生的语法现象则包括新生的语法形式与固有语法形式中新生的用法。）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这种语言形式即为古白话；而大体固守着先秦两汉词汇语法规律者，即为文言。这或许能为我们区分文言与古白话，在语感之外增添一个更有根据的客观标准。当然，这只是一个大体的原则，对于典型的文言或典型的古白话较易区分，而对于一些复杂的语言形式则只能再作具体分析。《三国演义》的语言面貌就是一个需作具体分析的复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