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6-0031-07 在20世纪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散文研究是个薄弱环节。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的同时,古代散文研究却相对沉寂。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反思古代散文在研究观念、批评标准及批评方法上的演进及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有助于今后研究的发展。 一、作品“研究法”——20世纪前半叶的散文批评 20世纪前半叶是传统的散文批评方法向现代方法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既有林纾、陈衍、陈柱等人继承传统的作品“研究法”,也有李长之等具有现代文学观念的散文艺术研究。自明清以来,古文家开始自觉地总结散文创作的规律和方法,但这些规律和方法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包袱,尤其是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从《史记》中总结出“义法”,桐城后学把它当作散文创作不可逾越的规范。20世纪初,林纾等为延续古文的传统,也讲“作法”,但不是对古代传统一味模仿,而是加入了对作家个性的欣赏和肯定,而且大多以“研究法”为题。如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注:林纾.韩柳文研究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陈衍的《史传文学研究法》(注:陈衍.史传文学研究法[M].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四,1934.)、陈柱的《韩文研究法》(注:陈柱.韩文研究法[J].真知学报.2卷5期.)等。研究法一般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辨体。研究某位作家的作品,首先是对作品进行文体归类。研究散文文体的分类和体例,也是明清古文家总结规律时格外用力的一部分。陈柱说“为文最要知体例”,(注:陈柱.韩文研究法[J].真知学报.2卷5期.)以及吴曾祺的《文体刍言》(注: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附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等对文体流变的重视和研究,都是对古文家“重体”传统的继承。二是研究作品的“脱胎之法”。钱基博选注《韩愈文读》中说“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韩愈有仿古之作,亦有自创之格”。重视继承也重视创新,这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林纾研究韩文,先论文体特征,在此基础上再论韩文的特色。“与书一体,汉人多求详尽,如《司马迁之报任少卿》、《李陵之答苏武》是也;六朝人则简贵,不多说话……独昌黎与人书则因人而发其词,有陈乞者,有抒愤骂世而吞咽者,有自明气节者,有讲道论德者,有解释文字、为人导师者。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结构,未尝有信手挥洒之文字。熟读不已,可悟无数法门。”(注:钱基博.韩愈文读[J].光华大学半月刊,1932(1~5).)这也是教人学习脱胎变化的。自从韩愈等人提出散文“复古”,又在《进学解》中自述其学文的途径之后,古文创作就形成了从摹拟入手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明代表现为亦步亦趋,在清代的桐城派则成了清规戒律。林纾等人研究古人作品的“脱胎之法”,又强调“变化”,比起明清是个很大的进步,尤其是钱基博、陈柱等的研究又具备了“史”的意识,研究“脱胎之法”恰恰是抓住了古文创作的规律。它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同散文史中讲到的“探源溯流”是一致的。三是研究章法、结构等。如陈衍的《史传文学研究法》研究《史记》、《左传》的“文之用叠笔总叙者”、“叠用一字为线索而句法层转不同者”等句法及命意的研究;又如张的《左笔发凡》,罗列了左氏笔法五十四种。虽然这些研究仍是以寻求作法为目的,但这种对一部作品作法的集中、详细的研究,对后来的散文艺术研究有积极的影响。 20世纪前半叶也已经出现了不为研究作法,而是专以欣赏和批评为目的作家作品研究。如余遒成的《老子文学色彩之考察》(注:余遒成.老子文学色彩之考察[J].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1931(2))、杨寿昌的《孟子文学的艺术之管见》(注:杨寿昌.孟子文学艺术之管见[J].岭南学报.1931(1).)等文章已经表现出艺术研究的自觉性。杨寿昌在《孟子文学的艺术之管见》一文中说,“近日通行之吴闿生《孟子文法读本》,本属通人之书,而仍使读者若无门径可入,私窃以为苟用科学切实之精神,而通之于文学灵活之妙境,一切方法,必说其所以然之故,而用最明显之实例以证明之,当能别辟途径,一新耳目”。这里所说的“科学切实之精神”和“说其所以然之故”的方法,正是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不同之所在。尤其是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中“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等章节,对作家和时代的整体把握已经具有现代意义的“知人论世”意味。“司马迁的风格之美学上的分析”一章,把《史记》作为一件艺术品,从“形式律则”、“建筑结沟与韵律”、“句调”等方面论述了它的艺术特征。从中可见李长之的散文艺术研究在运用西方的美学原理上已经开始趋于成熟。他还说,“我们比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体系化……”(注: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1948年初版时的《自序》.)这些都是他在散文研究方面的自觉追求,并且有意识地区别于传统方法。当有人问他是否在大学里正开“史记研究”课时,他说“现在大学里就是有‘史记研究’的课,也不许我这样讲法,他们要的是版本,是训诂,是甲说乙说,而不是自己说,甚至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摇头摆尾地讲讲‘义法’,如此而已。”(注: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1948年初版时的《自序》.)这段话里也讲了一个现实,就是从当时散文艺术研究的整体来看,李长之的研究是个特例,因为绝大多数研究者仍徘徊在现代与传统观念之间,更不用说对美学原理的自觉应用了。 二、“形象”批评——20世纪后半叶古代散文艺术研究的第一阶段 20世纪后半叶对作家作品艺术技巧的批评,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文学创作中是否存在形象思维的讨论所引发的,不管赞成还是反对形象思维的存在,都认为文学应该具有形象性。1980年代以前,对散文艺术的研究并未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对于古代散文的文学艺术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没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又受到形象性标准的约束,所以对艺术性的分析,往往就局限在人物形象比较鲜明的传记、寓言、杂文或具有抒情意味的游记上。例如,1950~1960年代,《史记》、柳宗元的游记、杂文的艺术性就得到了较多的研究。《史记》中的典型人物常常被作为它的主要文学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