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在《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发表《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界定说起，具体分析了秦汉文学史研究中的若干困惑问题，并以此为基点，提出了文学史研究的三重境界说。作者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最基础性工作当然是回归原典，即根据泰汉文学史的实际，尽可能地勾画出当时的文学风貌文体特征及文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综合研究境界。这里所说的“综合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考察，创造出一种全新形态的文学史框架。而文学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应当是对文学史作更加理性的思考，进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命题及文学理论体系。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王珂、代绪宇著，原载《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认为，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定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民族艺术研究》2003年第5期刊登朱寿兴《神韵、神话与自然及艺术的美》。文章指出，神韵是自然与人为相交相融的精神性产物；神与韵的高度统一是精神性、社会性与物质性、自然性高度统一的表征，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形象显现。人与自然的审美交流的实质，就是人对其生存和发展的原初环境的价值评价，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人对其自身的生存方式和存在价值的评价，是人对理想价值的追求的一种方式、一种体现。神韵赖以存在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就是自然、社会、历史与人类的实践——审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神话反映了人类面向自然的审美交流的萌芽状态，并表现出独特而具有永久魁力的神韵。人类与大自然的循环往复的精神的和物性的交往，首先产生了原始时代的神话，后来又成为文明时代艺术产生的最为原初的基础。任何的艺术样式都必须也必然对自然现象有所纯化；纯化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凝聚某种艺术形式而展现出那永恒的、神秘的、沉默的美，即神韵。 关汉卿的生卒年问题，自20世纪以来，有十几种说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载文《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作者黄卉、章宏伟）从关汉卿同时代人的有关资料出发，认为关汉卿不是“初为杂剧之始”的作家，也不是杂剧作家中年辈最长者，而是元杂剧鼎盛时期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而他的里籍，也应以与他同时代人钟嗣成《录鬼簿》所记载的“大都人”为最可信。 方智范撰文《谭献〈复堂日记〉的词学文献价值》（原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对晚清著名词学家谭献词学活动和词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文献材料一般取自《复堂词话》，而词话主要辑自八卷本《复堂日记》。此八卷本日记，是作者删汰后的选辑，很不完整，徐彦宽将被作者删汰部分整理成《日记补录》，后又编八卷本刊后续写的日记为《续录》，内容始趋完整，惜未引起词学研究者重视。文章据全本《复堂日记》，发掘《复堂词话》之外的词学材料，揭示了谭献与庄及《白雨斋词话》作者陈廷焯的关系，并初步梳述了谭献的重要词学活动及词话未收的词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