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从总体上说，基本上是功利主义思想与非功利的、重视文学自身特性的思想不断交替的过程。骈文的兴盛与流变也自然是这样一个过程。骈文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非功利的、重文学自身特性的文学自觉思潮驱动的结果，而骈文在六朝达到鼎盛状态，也正是文学独立自觉、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黄金时代的产物。从创作主体来说，六朝文学，主要是士族的文学，他们大都官居清要，又多为文学侍从之臣，“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焉”（《陈书·后主纪》史臣论）。长期的养尊处优、重文轻武使他们“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篇》），不堪剧务。无需什么政绩，只要凭借门资，便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史臣论）。但他们又有得天独厚的家世文化传统，远比寒门庶族容易在文学上脱颖而出，所以许多人幼年便崭露头角。可是因为生活空虚，尤其是缺乏现实实际生活的积累和体验，他们的创作便只能在艺术形式美上下功夫。而骈文是侧重展示文学形式技巧之美的文学样式，比其他文学样式更适于表现士族贵族的文化修养和典雅风度，因而六朝骈文鼎盛的确事出有因。然而也恰恰因为缺乏现实生活内容，过重形式技巧，最终导致六朝骈文出现华而不实的积弊，于是引起人们的反对，带动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兴起，由此骈文自六朝之末便不断演化，在唐宋两代逐渐蜕变成一种新型体制。 西魏宇文泰是很早便从功利的思想出发反对齐梁华而不实的文风之人，他有感于当时“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周书·苏绰传》），“乃命苏绰为大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柳虬传》）。但《尚书》文体太古奥了，不合实际需要，不久便失败了。隋朝开皇四年(584)，文帝杨坚鉴于文风浮华，不利于新兴王朝的统治，下诏，要求公私文翰，一概实录。李谔迎合上意，写下《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批判当时之文“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并要求对文风华艳者绳之以法：“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不久果真把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马幼之交付所司治罪。这种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的措施有些过激，当时也见些成效。不过隋代国祚太短，骈文创作成就不大。终隋之世，骈文可观者主要是李谔、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几个人。李谔虽然认识到齐梁浮华文风之害，并上书“请革文华”，可那篇上书本身还是用骈文写的，也是他的骈体文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如“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等句骈词俪语，精工整齐，只是内容不再是齐梁“月露风云”之状。李谔之外，卢思道的骈文比较可观，并且已经透露出浑朴无华、不太雕琢的信息。如其《劳生论》中“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观人事之陨获，睹时路之颤危。玄冬修夜，静言长想，可以累叹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驹流电，不可为辞”等句，虽多偶俪，但并不华靡，也不显得过于雕饰，显露出骈文由华靡而转向质朴的趋势。不过有隋一代，这样的作品太少了，所以文体文风的变革只是稍微起步。 唐代初期，太宗君臣着重从功利思想、特别是从政教的得失出发批判齐梁君臣“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陈书·后主本纪后论》），“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龄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但太宗及其重臣骈文创作成就不高，影响不大。高宗、武后时期，王、杨、卢、骆这“四杰”崛起文坛，大倡文风改革，又有突出的创作实绩，骈体文风才开始实质性的转变。“四杰”不满于当时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注：见杨炯《王勃集序》，《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1页。）的风习，强调为文要有“骨气”，提倡“刚健”之风，崇尚“气凌云汉，字挟风霜”（注：见王勃《平台秘略赞·艺文》，《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19页。）的风骨。在他们手里骈文开始出现刚健清新之风。如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文便不同于六朝的阴柔之美，而多阳刚之气：“……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究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骆宾王的《为徐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也是风骨刚健之作。如本文后面的文字极有气势：“……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是地道的唐音，显示出骈文的新风貌。“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崇尚“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作品，“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虽然他的创作成就以诗为高，骈文不大突出，但毕竟显露出朴实畅达之风。如：“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用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谏用刑书》）。这些文字明白晓畅，气体朴厚，犹存西汉风格。继“四杰”、陈子昂之后，盛唐“燕许”二公在骈体改革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们的馆阁之作，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改华从实，斫雕为朴，气味深厚，笔力沉雄，师法汉人，开骈散结合之端。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得好：“燕公笔力深雄，直追东汉。”谢无量在《骈文指南》中称他们二人之文“特为典质”，“卓尔不群，唐骈文之盛轨也”。如张说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骈散结合，昌明博大，从容典雅：“……才难，不其然乎！然则飞黄虚骋，百辔遗路；鹪鹏天运，万翼无阶。文士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亦云才力之绝众故尔。”高步瀛便说张说此类文章“雅絮渊懿，中郎遗则”（《唐宋文举要》），看出他师法东汉文章的奥秘。苏颋之作也注意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如《太清观钟铭》：“大矣哉，钟之为用！轩辕氏和音乐之，夏后氏陈义听之，此皇王所宝也；太微君上真抚之，紫虚君元方抚之，此仙圣所珍也。国家诞发玄系，丕承景业；与时偕行，惟道则佑……”以散行之气，运骈偶之词，有迭宕起伏之气，舒卷自然之态。盛唐时期虽然其他骈文家也在骈体创作上有所探求，如张九龄、常衮、杨炎等等，但成效显著，对后世影响深远者还是“燕许”二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