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刊登罗争鸣文章《关于杜光庭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证》，指出：唐代有杜光庭不止一位，后人常相混淆。杜光庭可能在僖宗即位之初就获赐紫加官，曾为地位显赫的内供奉道士。前蜀时期，先赐号广德先生，后改广成先生，官阶品位也不断上升，后主王衍时散官阶竟至特进，约前蜀灭亡以前谢官退隐。杜光庭曾两次去成都：第一次，早在僖宗广明元年(880)出逃长安之前，光庭就已在三蜀乃至汉水流域的均州游访圣迹、纂记异闻，后来“漂寓成都”，并非中和初随僖宗一起赴蜀；成都四年后，光庭扈从僖宗还京，同年（光启元年）底，又从僖宗出凤翔，赴兴元，并在兴元撇开僖宗，“乞游成都”。此即光庭第二次入蜀，后依仁前蜀王建父子，终老于成都。 学界历来多以为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文体来源于柏梁体或是杜甫自创，孙微在《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4期撰文《〈饮中八仙歌〉源于汉代谣谚考》认为其较为直接的来源应是汉末清议中所习用的谣谚。作为“宪章汉魏”的杜甫正是继承了这种“臧否人物”多以八为单位的清议传统，并吸收了柏梁体用重韵的形式因素，才完成了《饮中八仙歌》这一独特文体的创造。 饶学刚、朱靖华在《黄冈师范学院学报》载文《二十世纪苏轼文学研究述略》，从史论的角度出发，将一百年来对苏轼文学成就研究的历史分三个时期：20世纪初—1949年为苏轼文学研究的复苏散漫时期，1949年—1979年为东坡文学研究的曲折前进时期，20世纪最后20年(1980-2000)是东坡文学研究的多元化开放时期。近年来，东坡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诗、词、文无人问津，元祐时期诗作研究很少，散文研究仍是薄弱环节。 《“以诗为词”与“别是一家”——论苏轼、李清照词论的殊途同归》（高峰著，发表于2003年第7期《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认为苏轼“以诗为词”与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具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其最大的共通性在于，都在努力地推尊词体，维护词体高雅的格调。但是他们在一些作词的观念上又有所差异。概而言之，苏轼论词，首重情性的抒发；李清照论词则着眼于音律。他们在崇雅黜俗的原则上达成了默契，又从不同的角度为词体地位的提升作出努力。他们的词论先后提出，观点看似尖锐矛盾，却又各自成理，生动地展示了宋代词学思想的演变历程，同时也为后代词学的发展和论争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井玉贵《新近发现的陆云龙传记资料〈陆蜕庵先生家传〉及其他》（发表于《文献》2003年第4期）利用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中的《新镌启牍大乘备体》所附《家传》对《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所发表的胡莲玉先生《陆云龙生平考述》作了补充。认为陆云龙参加了崇祯六年(1633)乡试，但乡试的屡屡失败对其打击很大。另外，《考述》对于《家传》记载的成潜民其人其事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作者也指出，《家传》的相关记载有两处不够准确的地方，其一，成德（潜民）不是吴桥人，其二，成德是先被任命为如皋知县之后才被召为车驾主事的。对于《考述》中指《梼杌闲评》可能为李清所作，作者也表示了不同意见。 2003年第5期《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刊登李明军《黄景仁的诗风和乾嘉士风》，文章指出，黄景仁是清代乾嘉时期富有特色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有着幽怨和激越的两面，只有把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黄景仁和他的诗。黄景仁诗歌中表现出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中期文人的精神世界。只有放在乾嘉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上考察，黄景仁诗歌的精神和风格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