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高校发展定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正在急速扩张而又必须全面提高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高等学校的分类和定位。不能说目前对高等学校没有分类，教育主管部门有分类，部属、省属、市属；干部管理部门有分类，副部级，厅级，副厅级；高中考生中有分类，一本、二本、高职高专；还有其他的分类，如理工农医师范、普通与成人、公立与私立、营利与非营利，“211”与“985”等等，诸如此类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分类，既不能解决教育分类中的基本问题，也不能为大多数高等学校的未来发展提供基本指向。 问题之一，发展目标与社会需要脱节。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数千万人口还不得温饱，数十所大学争着要成为“世界一流”、“世界知名”、“国际高水平”、“有国际影响”，数以百计的大学要成为“国内领先”，普通大学的发展目标言必称“清华”、“北大”，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大学在一个学术目标下，按照一个模式办学。 问题之二，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错位。追赶世界一流的大学，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大办职业技术教育与本专科层次的成人教育。承担大众教育的高校殚精竭虑申报硕士点、博士点，课程体系向精英教育看齐，千方百计提高考研的比例。 问题之三，教学、研究、服务重点不明。将需要众多大学合作完成的三大职能，由一所大学全包，不管什么高校，不顾师资水平、学生来源、培养目标、社会需要，都同时效法洪堡和威斯康星。“在美国，有太多的高中生在家长的支持下，放弃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奔学院读书。”因为学院“考察教授的唯一标准就是你的教学质量如何，‘本科教育第一’，成为学院永远不变的宗旨[1]”。在中国，这类高校难以存活。 问题之四，学科设置趋同，追求大而全，特色不明显。理工农医师范，不同名字的学校，争先恐后地设置同样的专业，会计学，法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技术，一波接一波的专业设置浪潮，高速度地复制低成本专业。以一个省的省属院校为例，近90%的本科院校都是7个学科门类：理学、工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很难看出哪所学校在哪个学科上有明显优势。“小的就是不好的”似乎成了中国高校的约定俗成。 问题之五，人才培养目标趋同。翻开国内各高校不同专业的教学计划，应该属于不同类别、层次的高校，课程体系差别很小，使用的教材大多是统一的“规划教材”、“推荐教材”，学生的知识结构几乎都是“宽口径、厚基础”，毕业后都是既精通理论，又熟练掌握技术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急需人才”。观念的贫乏比词汇的贫乏更可怕。 问题之六，评价指标单一。重学轻术，重身份轻能力，重形式轻内容的评价体系加速了不同高校的攀比和同化。 究其原因，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与严格控制相联系的简单化政府管理，以及缺乏适合国情的科学的分类标准是其中最主要的。 二、目前分类方法面临的困境 对高等学校分类被认为是“世界性的难题”。“其所以困难是面对复杂交错的多样化高等学校模式，要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分别归类，使所有高校能够各就各位，明确各自发展方向，朝着正确的发展目标，制订合理的发展规划。作为类型划分，必须符合划分的逻辑规则；作为事业规划，必须具有可行性并为人们所认同。其所以不能不解决，是由于如果分类不清，势必导致各高校定位不明，发展目标错位，发展规划不合理并难于实现。在中国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所谓分类发展，分类指导，都将因缺乏科学的依据而难于理顺。[2]”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高等学校的属性正在快速发展变化之中。近一个世纪高等学校内涵的更新和外延的扩展就是例证。高等学校的分类既要表现多样性，又要提炼出统一性；既要符合高等学校成长的内在逻辑，又要适当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动态需要；既要符合高等学校的战略发展要求，又要有适应政府管理、社会评价的可操作性；既不能忽略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高等教育历史，又要满足国际统计数据的可比较性。面对如此多的需求，高等学校的分类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3]”。 （一）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 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从1971至2001年，30年间共发布了6个版本，目的是对多样化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一个一般性的描述，为有兴趣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或研究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某些特点的人士提供一个参照工具。卡内基的主要类别和分类依据是每年授予学位的最高等级和数量。
图1 卡内基2000分类框架 作为过渡产物的卡内基2000版仍然保留了前5个版本的基本结构，抓住了大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学术组织的学术性。但是，大学并不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全部，可能也不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大部分，学士——硕士——博士是大学的一个醒目标志，但肯定不是一些高等教育机构的最重要标志。大学正在分化重组，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和机构不断涌现，学术性与职业性、公益性与产业性，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不同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