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大学教师社会角色的定型过程中，内在知识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学术自由原则成为大学教师塑造自身形象的直接依据。同时，大学教师角色的形成也是大学教师对社会期望做出回应的结果，外在知识制度总是对大学教师的角色行为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知识制度的矛盾，共同构成了大学教师形塑自身角色行为的张力。 学者活动的制度化产生了大学组织，大学组织反过来对学者的角色也有塑造作用。正如各种动植物只在适合的环境中生长一样，各种类型的人也只有遇到适宜的制度化环境时才能发展。大学正是这样一种适合知识分子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因为内生于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对于职业性知识分子阶层犹如水和空气一样。职业性知识分子不同于业余性质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学术为业，学术自由是他们生存的方式和条件。大学教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阶层，其文化身份获得认同的过程，也就是大学发展的过程和学术自由原则被接受的过程。在文化专制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人生态度、学术理想和行为方式，除了知识分子个人的操守在起作用外，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大学所倚重的内在知识制度的保护。 在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专业化领域更加广阔的当代社会，大学教师的传统角色发生了危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他们不再被看作是大学组织的象征，不再被认为是真理的化身和道德的榜样，而仅仅被认为是大学知识生产车间的一个雇员，专业化生产岗位上的一名从业者。 二 大学教师是知识分子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大学教师角色的转变与整个知识分子集团社会角色的变化息息相关。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转变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中，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论述了西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转型。鲍曼在这本书里指出，西方知识分子正经历着从现代“立法者”(modern legislators)到后现代“阐释者”(post-modern intepreters)的转变。 所谓“立法者”和“阐释者”在这里均为隐喻。“立法者”是指在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联姻），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创立权威知识和言论，仲裁意见纷争，对真假、善恶、美丑等问题具有最高发言权。正如国会议员们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立法一样，知识分子则为国家的舆论、精神或思想“立法”。他们这种裁定舆论或意见是非的“立法”权威来源于他们比非知识分子更能接近和掌握正确的或客观的知识。“阐释者”是指在后现代条件下（国家权力与知识分离），知识分子面对多元并存的生活方式、真理系统和价值体系，失去了以往真善美代言人和意见纠纷的仲裁人的作用和自信，转而采取在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知识系统和文化系统中寻找对话、译解和沟通的策略。“立法者”在后现代条件下退居为“阐释者”。 按照鲍曼等西方学者的理解，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角色的转换主要是现代性的终结和后现代性降临的结果。现代性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有序整体，有规律可寻，前景可测，过程可控。只要按照理性的原则，遵循正确的程序，获得客观性知识，就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个世界。知识就是力量，正确的知识导致有效的控制。与此相反，后现代性世界观认为：世界在原则上具有无数的秩序模式，是各种秩序模式的同时共存。每一种模式均有自己存在的特殊传统根基和合法性依据，每一种模式都无权声称自己高他者一等。一切都是相对的，知识和价值也莫不如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主义是现代性所要力图克服和战胜的东西，而在后现代性看来，相对主义恰恰是世界持久的特征。 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过渡，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一种解构性的颠覆。在这种角色转换中，制定普遍是非标准，肩负普遍道德责任的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多余人和摆设，传统知识分子在这种转换中注定要被后起的力量所边缘化。鲍曼在书中还具体论述了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转换的社会原因： 首先，全球范围内权力格局、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和重组，使西方文明受到来自其他地域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的统一的世界观、价值观绝无可能实现，传统西方知识分子企图以西方文化、价值和观念征服全球的梦想幻灭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论动摇了。面对多元共存的文化传统和观念体系，西方知识分子逐渐对以往普遍使用的“一元论”真理或价值体系（源头在西方）产生怀疑。鲍曼认为，这是知识分子从现代“立法者”转变为后现代“阐释者”的国际背景。 其次，由于西方国家权力与知识分子的分离，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以往“立法者”的地盘。国家权力机构和控制技术无疑是越来越发达、细致、独立和自足，形成一套完备而有效的组织机器。这种权力机器无疑需要专家和人才，然而却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了。国家科层组织的官员或公务员各自身怀一技之长，有效地操纵和控制这部机器。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言论的“立法”功能在国家权力机器高度专业化的条件下，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最后，按照“工具理性”原则繁殖出来的“市场机制”或“商品社会”又再一次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立法”职能。在市场机制中，市场成了舆论的最高“立法者”，商品价值成了最高价值。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等，均要接受市场（而不是理性）的最后裁定和检验。文化，这一知识分子的传统专利，同样也被商品化、市场化了。市场机制还不断瓦解知识分子队伍，迫使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或艺术家改变初衷，放弃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同知识分子阵营分道扬镳，转而面向市场，以专业之长换取或追寻利润，从而被整合到市场中去[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