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51(2004)04-0099-(04) 以大学排行为基础的大学综合实力评价，有助于以此实现多种目的。通过大学排行实施综合实力评价活动，可以客观、公正、公平地反映大学各方面的状况，促进大学之间的竞争，吸引社会舆论界关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引导学生择校，利于毕业生就业，引导民间的教育投资的流向，以激发大学的办学活力和科研积极性，加快我国大学向国际一流大学迈进的步伐。尽管大学排行评价具有如此多的功效，但是，大学评价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有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 一、评价理论是否完善 教育评价是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教育目标为依据，运用有效的评价技术和手段，对教育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评定、分析、比较，并给以价值判断的过程。教育评价学的滥觞应追溯到泰勒时期。1933年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专门成立了以泰勒为首的教育评价委员会，开展了“8年研究”，进行了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新课程实验，设计了一套教育评价方法，这个委员会最后提出了被誉为“划时代的教育评价宣言”的史密斯—泰勒报告。这个报告标志着现代教育评价的开始。1956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卢姆继承和发展了泰勒的教育评价理论，对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进行了分类，创立了“教育目标分类学”，强调教学与评价的统一。对教育评价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至此教育评价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教育评价学的研究，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大学排行评价。自1987年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以民间形式发表第一个大学排名以来，已经先后有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湖南大学、国家科委、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杂志等13家单位的研究人员提出了30多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排行榜，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大学各方面的情况。但是，这些大学评价的背后似乎都缺少一个科学、系统、有效的教育评价理论作为支撑。我国目前的教育评价多是借鉴和移植国外的评估理论和经验，尚未建立起自己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评价理论体系和科学的评价方法，教育评价的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在当前的教育评价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的力度不够，未形成理论体系，并且某些概念混乱。如把本属于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甚至教育测验的内容化入教育评价学；教育评价与教育评估两个相近的概念尚未给予区分，处于混用状态；教育目标、教育评价目标、教育管理目标及其关系没有进行合理界定；教育评价指标与教育评价标准概念相互干扰；教育评价主体与教育价值主体、教育评价客体与教育价值客体概念区分不清；定性与定量再教育评价中的表现没有详细探讨，模糊教育评价的限度，教育评价学处于无能为力的教育评价学研究领域。[1]无庸置疑，系统、科学的评价理论是确保评价结果准确有效的前提，而缺乏先进理念和理论支撑的大学排行实践必然让人深感忧虑。 二、评价主体是否客观 实施大学排行乃是从大学发展水平和办学质量角度对大学进行的一种客观性评价，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大学进行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评价主体根据价值主体的需要，衡量价值客体是否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一种判断。鉴于价值判断所具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非普遍性的特征，评价主体视角的不同以及操作过程中的不可重复性，在指标的设定及其权重的分配上各有选择和侧重，必然导致不同评价主体所得出的大学排行的评价结果有所不同。这正是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确信无疑，而对基于价值判断的大学排行的科学性持有怀疑态度的根源所在。在实施大学评价时，必须依据一定的制度或规则，“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的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有效的制度或规则是保证大学排行科学性的前提。因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是定义和限制个人的决策的集合。”[3]利用大学排行榜对高等教育实施评估就是不同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由于博弈参与人的效用目标和行为能力的不同，在制度博弈的过程中，参与人的行为选择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评价制度的形成依赖于参与各方的资料掌握情况和博弈能力，而博弈的结果就是参与人之间博弈的动态平衡。目前，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已成为一种社会的弊病，在某种意义上，大学评价过程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教育实力较量，而是相关利益群体的名誉之争，在这种功利思想的影响下有可能使参与博弈者破坏大学排行评价过程中的“游戏规则”。 在大学评价制度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制度环境的复杂多变性，其结果是不同评价主体对同一对象的评价往往得出不一致的结果。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既呈现出精神形态的创造性，又具有价值追求的多样性，教育的品质更多地体现在非直观的理想层面和价值世界，试图仅用可见的物化和量化指标来解释、评价教育的要义和实力，显然有失偏颇。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学校特色的彰显和个性教育的张扬，“个性”“特色”“品牌”既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又是最具价值的追求目标。[4]为了追求大学排行的公正或公平，大学排行评价实行的多是世界统一或国家统一的指标体系，而且多是规范化、共性化的直观量化指标。然而，这些看似“规范”、“共性”的量化指标，因为过于琐碎或细化，不但不能表达评价主体对学校的看法，而且会扭曲和限制大学固有的本质，其结果不仅会在客观公正的“外衣”下将评价主体真正的客观性扼杀，而且会将那些富有特色的大学排除在外，诱导其他大学追求统一的办学模式，带来大学发展的“千校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