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高教大众化质量的争议及事实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及大众化、普及化，其质量如何始终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焦点。有人认为扩招一天比一天多，质量一天比一天差；有人认为这不是事实，拿出四、六级外语的通过率或其他一些指标，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此事涉及政绩，教育主管部门当然不愿承认前者。但教育主管部门内心也未必真信后者，不然不会把提高和改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当作一个中心问题，反复唠叨了。 有的专家从多样化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的质量。这种观点，与高等教育本身多样化一样，成了当前看待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的主流观点。 类似争议，国外也不例外。 1981年12月19日，德国的魏纳尔·卡尔特夫莱特在《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这么少？——西德大学忽视培养精英的任务》一文中，就列举数字证明：大学办的越来越多，但专利外贸逆差越来越大；大学生越来越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却越来越少（注：杨汉清，韩骅.比较高等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P69。 阿什比曾持相反意见。他从英国大学高等教育选择制度不完备，以学士学位和荣誉学位获得的比例上升，来说明大学的扩容，并未导致质量下滑（注：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P26。当然，他没有由此简单地得出高等教育应大量扩容的结论，而是作了很冷静的分析：“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所依据的设想站不住脚，并不是要英国大量增设大学。不分青红皂白地扩大人力投资数量，肯定得不偿失。”并且提出问题：“问题在于，按照现行的课程、教法和学位类型来说，这种增加是否对国家和学生最有利。我们不能把人力投资的数量增加同投资类型的变革割裂开来。”（注：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P27 阿什比举的数字是20世纪50年代的，当时英国攻读学士学位的新生基数很低，1952年才约2万人，五年后才达到2万7千人（注：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P26，因此质量控制也许还不算很难。但现在的情况是否依然如此？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2年1月11日报道，英国高校入学管理部门提供的数字显示，2001年秋季申请入学的人数和入学实际人数大增，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入学率也比2000年高2个百分点，达到约80%。这意味着，许多不合格或勉强合格的学生都跨入了大学的门槛。因为政府规定，拨给经费与招生数挂钩，所以高校愿意多招，以获得更多拨款。 同时，负责监督英国高校教学质量的机构对英国大学生学业情况进行调查后也发现，由于高校一味扩大招生，生源质量下降，相当一部分学生入学后根本无法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甚至不得不中途退学。 调查还发现，这些考试通不过或中途被迫退学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不够入学标准而被“特招”的。 不久前，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权威的教育管理人士对政府盲目扩大高校招生以及将经费与招生人数挂钩的教育政策提出严厉批评，讽刺政府把那些本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是“文肓”的英国青年也招进了高等学校。（注：2002年1月12日14:24.人民网.） 但应注意，英美高等教育有很强的全程淘汰制，因此生源质量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其毕业质量严重下降，高等教育质量有可控的很大回旋余地；但我国基本没有全程淘汰制，进多少，大体同样是出多少（注：单子.谈教育目标的超前性[J].教育科学研究，2001(10).），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毕业率可能更高。 其次，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大学多了，大学生多了，这些指标却下降了，很难说与不断扩大下的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没有关系。 最后，许多事实对扩招下的质量下降，也提供了强有力地佐证。例如，各大名校在扩招中具有巨大优势，从而导致内部的生师比急剧上升，而且越是名校的教师，特别是骨干教师，越是会被其他一般高校，尤其是被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生高校或民办高校，高薪请去兼课。名校老师在这种巨大利益推动下，无暇他顾，成了名副其实的讲课机器。他们的经济收入在快速增长，但自身品质却在不断退化；而一般高校的教师，更是为如何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而热中于其他副业，对教学、科研不能真正专心，更缺乏恒心，因此自身品质也无动力提高。高校教师自身品质不能上进，反而退化，那么高等教育的质量也无从谈起。 因此，在原有基础和条件下，我国高校扩容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总体看应是不争的事实，也无回避的必要。即便采纳多样化的质量观也一样不能否认这一点。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须的秩序成本 对高等教育扩大及大众化、普及化导致的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问题，仅仅从扩大人力资源的数量、类型的角度看是不够的。这种看法把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功能窄化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不是一件好事，但必须承认在现有基础和条件下有其必然性。大众化、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要维持高深学问这一理念意义上的质量标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即便美国这种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按田长霖的说法，在案的3000家，其他的加起来达一万家，平均起来也难以说没下降（注：朱国仁.高等学校职能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因此，从总体看，质量重心也是下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