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鸥教授是我十分敬重的师长，他的文章下笔流畅，气势恢弘。他的大作《解构与重组：试论大学的第三中心》（注：石鸥：《解构与重组：试论大学的第三中心》，《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2年第5期。）从论题到行文，淋漓酣畅，毫不拖泥带水，充分体现了他一贯的文风，观点直接而新颖，富于学术的冲击力。他提出，当今时代，“知识经济犹如春雷，不但正在激活经济界的巨大潜力，而且正在激活大学校阅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从只重知识的传播（教学中心），到同时重视知识的生产（科研中心），八十年代以来，各国大学科研重心进一步变化，由只注重理论研究转为更加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及其科研成果转化。大学的第三中心正在形成，这是在教学和科研中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以面向市场、面向产业界为中心的运作模式。在这一顺乎时代趋势的变革过程中，大学的结构、功能与资源进一步解构和重组”。“从只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转向兼顾知识的应用与技术的转让，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入学工厂不败的必由之路。中国大学的发展要敢于在教学与研究中心的基础之上，构建以科研成果转化与应用为特征的第三中心。这既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他呼吁，中国大学的发展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趋势并尽快适应它，这需要我们转变旧观念，解构旧模式，重组学术资源。石教授的文章立足于当代西方大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给我们自身的大学发展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认清大学发展大势，走出传统大学样式的教学、科研中心，面向市场，激活大学潜能，塑造大学的第三中心，即以知识的应用与技术成果的转化或者说生产为中心。 当代社会竞争越来越多地转向知识竞争与人才竞争，大学这一现代社会哺育知识与人才的最重要的摇篮骤然成为时代的焦点，大学改革此起彼伏，从“211工程”到“985工程”，从大学年年扩招到学费年年看涨，从大学合并到四处可见的大学圈地扩张，从争相喊出的建设世界（或者国内）一流大学的目际到大专院校的不断升格，当代中国大学正象一匹匹加大马力轰鸣的机器在一刻不停地、抑或是躁动不安地快速运转。大学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当我们的大学发展日渐火热的时候，也许我们同样需要一份冷静，把握大学发展的中心，厘清我们自身的问题之所在，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这对于我们的大学发展或许更有裨益。在此意义上，石鸥教授就在双重意义上提出了一个事关当代中国大学发展态势的极富挑战性的重要问题：一是作为问题的“大学中心”的提出，即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大学中心？一是他对此问题的解答，即我们今天可以怎样来建构大学的中心？对石教授的观点，我甚为佩服。此处想借着他的话题，谈淡我对我们自家的大学中心问题的一点看法。 传统的大学以古典英国剑桥大学为代表，长期持守着教学中心，大学扮演的社会角色主要是传授既成的普遍知识，古典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保护古代的文化”，并给学生以自由博雅的教育；到后来以德国洪堡建设柏林大学为现代大学样式，发展成为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双中心”，知识的创造与传承成为大学存在的双重理由，“大学的中心主旨是掘发新知，是‘研究中心’”（注：金耀基：《剑桥与海德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到现今，社会进入高技术、信息化时代，大学在社会科技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服务社会的功能被逐步强化（注：参见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不仅传承、创造知识，而且直接把知识转变成技术以快速地服务于社会，推进社会技术的加快更新，所以出现了第三中心，即以知识服务社会的生产中心，典型代表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成功结合。由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的发展，表明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也体现了世界大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也显明世界大学存在的三种基本样式。当我们说现代大学已经发展到了“三中心”阶段时，并不是说现代大学的模式就只能是三中心的大学样式。就目前而言，大学的存在佯式实际上是多元的，三种样式不单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 大学中心如何可能，或者说大学的中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考察西方大学发展，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西方大学中心的扩展是建立在大学独立自治的基础上的。这不仅在纽曼的古典大学理念中有充分体现，而且从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真正鼻祖开始，更是牢牢地奠定了大学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作为基本的大学制度。美国大学三中心的出现同样是建立在“三A”之上，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不管是传承知识，还是研发新知，抑或服务社会，大学围墙始终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必要分隔。尼克松总统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任之间，哈佛大学请求基辛格辞去大学教授职务，撇开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其中所传达的现代大学理念就是大学的独立性，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始终保持大学的尊严，保持大学存在的内在理由。 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明显强化，但这种功能是基于大学自身生存与完善的需要，是大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外正规定的结晶。大学的发展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在充当社会知识与文化理念的创新者的同时，以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把知识创新转化为技术的创新，成为社会行动的引领者，一方面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同时给大学研究提供了实践的视野、研究的动力和强大的社会支持。这样，大学的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乃是建立在作为独立实体的大学本身功能与机制的完善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大学具备足够的实力、同时社会又给予了大学足够的空间去担当社会科技创新、引领社会实践的可能性之上，是建立在大学的教学——科研功能成熟的基础之上。显然，大学第三中心的出现，乃是大学功能的进一步释放，是主动的，是大学精神的张扬，不是“拉郎配”，不是下命令、分指标。换言之，西方大学第三中心的出现是大学自身学术权力向社会的拓展，而不是社会权力向大学的硬性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