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4)03-0001-05 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性别”在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发展成一个重要概念和分析范畴，它用来“指任何把社会性别当作分析的关键范畴的理论框架或科研方法。”[1](P145) 80年代末，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对社会性别又作了新的阐述。她强调：“社会性别是组成以两性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社会性别是区分权利关系的基本方式。”[2](P168)她认为，作为表达权力的一个基本场所或途径，社会性别同权力的观念和权力的构成牵连在一起，因为权力分配（对物质资源和象征意义资源的控制和支配）经常是以社会性别观念为参照的。从这个意义来理解“社会性别”，它既是一种制度体系，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一种表现为各种力量的权力运作和习俗，甚至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强大的惰性力量。[3](P45)以此为视点来解读“女性”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当然另有一番意境。笔者在此将女性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演变分为三种状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此种划分不属于严格的历史分期，而是仅就二者关系存在的状态而言。本文引入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希望有助于揭示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制度体系及其内部构成和运作机制，使研究者有一个相对的立足点来关照女性与高等教育的议题。 一、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排斥与疏离 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露丝·海霍(Ruth Hayho)在比较中国与西方高等教育传统后，曾指出：“尽管在历史上，双方的大学几乎没有彼此影响，但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代初期（约是12世纪）妇女都被完全排斥在大学之外。”[4]所以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领域都是一个单一性别的领域，早期的知识和专业以及后来近代科学知识之发展，都几乎仅为男性的成就，历史似乎也鲜明地证明了女性在最艰深领域内的默默无闻。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排斥和疏离成为这一时期二者关系最本真的写照，对于这种状况，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解释： 首先，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天生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她们没有必要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在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是“大人之学”和“大学问”[5](P28)，二者都强调一个“德”字，对于读书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德”，按照孔子的理解，妇女与小人皆属“无德”之列。一方面，她们没有资格进入这个系统；另一方面，“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最重要的是遵循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司好为人妻母之责，没有必要研习大人之学。在西方，社会也普遍认为：“妇女的生活几乎全部局限于履行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职责。超越她们的家庭职责，就是破坏柔顺、服从、虔诚贞洁的品德。”[6](P416)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艾略特更是坚持认为，男女不同是由家庭分工以及智力水平的差异决定的，高等学校所进行的高深学术研究不但对妇女没有任何用处，听任家庭主妇进入高等学校，会对知识的神圣性、大学的尊贵地位以及声誉造成威胁。[7](P127)此种言论和观念在社会上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种种看法完全受制于根深蒂固的“生物决定论”思想，而对这一理论的颠覆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女性与高深学问之间是存在悖论的。西方高等教育机构以往是做学问和培养少量专门职业人员的场所，即使到了现代，对高深学问的探求依然是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在对高深学问的探究中，理性、智慧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在西方传统观念中，女性被认为天生是富于情感缺乏理性，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而这一切与高深学问的要求是完全相悖的。奥托·威特杰的著作《性与性格》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女人根本不懂人必须根据原则行动的道理，由于她没有连续性，她体会不出对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逻辑论证的必要，她可以被认为是逻辑上神志不清的。”[8](P102)作为女性，即使从其本性来说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但她的理性和男人的理性也是不同的。一言以敝之，女性的理性是脆弱的，“妇女的理性屈从于一个超越理性本身的目的，即物种繁殖的目的”。[9](P81)由于女性先天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高深学问的研习对一个女性来说是反常的，社会普遍认为理性的女性是男性化的。 第三，女性的生理不适合从事高深学问的学习。哈佛大学的一位医生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harke)，在其著作《教育中的性别：女孩子的公平机会》一书中详细论证：男女生理结构不同，如果女性过多读书，就会使血液从卵巢流向大脑，从而影响她们生育健康的婴儿，甚至危及她们的身体。在当时这些以相似的科学面目出现的论点曾被很多反对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所引用，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0](P112) 在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以上拒斥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观点与理念处处都充满了男性的意识形态，高等教育系统所标榜的客观性与逻辑性实际上是体现了男性的政治学，在这个知识系统中，男性只就他们自身进行系统的阐述，而通常使女性隐而不见或将其归入异类，这暴露了性别压迫的本质，高等教育在其间扮演的是一个重要的媒介。高等教育长期对女性的集体无意识遗忘实际上是源于生物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偏见，也源于对高深学问的偏见，这种偏见用今天社会性别这个范畴来分析早已不堪一击，特别是女性由于生理原因不适合进入大学学习的观念在如今科学昌盛的时代更是不攻自破、荒唐可笑。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对于女性角色的传统认识和女性天资的看法并没有因为社会性别概念的出现和传播完全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它依然影响着人们对于女性与高等教育关系的观察、理解和思考。 二、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接纳与规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初、中等女性教育的普及以及妇女运动的有力推动和教育民主化思潮的影响，从19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各国陆续以各种形式向女性开放了高等教育系统。应该说，女性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是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个人动力与社会需求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这一变化对高等教育和女性来说都是极富深意的。由于本文的社会性别分析立足点，在此将不讨论它的意义和价值，而仅就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存在状态来分析这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