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4)03-0022-08 一、全球化，变革管理和教育改革的哲学 在谈论全球化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时[4-6]，社会学家会举出由“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互动”引起的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如全球经济逐渐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世界通讯大爆发”[7,8]。正如Giddens所观察到的那样，“全球化正用一种影响深远的手段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p.4)。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对管理哲学和公共部门管理方式的根本改变[9]。最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不仅带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革，还改变了国家和管理的传统关系。近几十年来，对于国家继续垄断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的质疑使得国家和管理的关系从原来的“大政府、小社会”变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10]。现代国家都十分注重它在公共部门的表现，于是引入了很多时髦词语如“卓越”、“渐增的竞争力”、“效率”、“责任制”和“权力下放”。与此同时，还采用了不同的战略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如内部审计、质量保证、服务承诺和目标管理[11,12]。 与以往不同的是，新的管理理念把现代国家看成是一个“促进者”而非“服务提供者”。当现在从“福利国家”转变为“竞争的国家”时尤其是这样。Jones认为，全球化推动了一种独特的“新的世界秩序”。在该秩序中，“全球化的许多进程将依赖于政府角色的削弱，不论是作为调整者的角色，还是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13]。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以修改政府角色并缩小其工作领域为特征，“社会利益”的观念也将被“经济理性主义”所代替，并强调顾客选择和3E理论，即节约、效率和效果[14]。 上述讨论的在公共政策领域和公共部门管理中发生的变革是与管理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的流行有关。为了改善公共部门的现状，引入了“卓越”、“渐增的竞争力”、“效率”、“责任制”和“权力转移”等时髦词语。内部审计、质量保证、服务承诺、目标管理、战略管理、将绩效与产出挂钩等措施也被采用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15-17]。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主要针对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效率”和“质量”原则。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一环，也不能完全避免受到“以管理为导向”的改革浪潮的影响。 中小学、大学和其它教育机构如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空前的外部审查[13,18]。管理主义的中心内容“价值”和“公共责任”同样也改变了教育的管理方式。在控制、监督方式、保证和评估教育质量上的改变是普遍的[19-21]。现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体制都处于一种更加关注责任、价值的变化中，这毫不奇怪。增加了的对责任的关注不可避免会驱使教育工作者和学者参与设计和探索不同的机制和策略，以此保证教育质量，这中间更为重要的是要满足教育体制中三个主要角色（学校、国家和市场）的需要[22,23]。在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有关节约、效率和效果问题不断被提出来。对效果的关注逻辑上就会引起对质量的重视，因而引发另一个问题：如何对表现进行评价[20,23]。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同样也没有免于全球化的影响。大学和其它高等教育机构如今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空前的外部审查。所有的高等教育提供者目前处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而资源却更加稀缺的世界中，同时还要适应来自当地社区日益增长的需要以及家长和雇主不断变化的期望。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当今的大学更多是被市场理念以及对效率和效果的谈论所支配。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改变无疑将改变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学者们的生活方式[24,25]。出于对全球化的影响及挑战、尤其是教育质量运动的重视，香港已经开始反思其自身的高等教育体制。教育改革以及管理和经营结构的调整已经开始进行，从而使香港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全球市场中更具竞争力。 二、香港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背景 近期的香港高等教育改革与1989年开始的公共部门改革的大背景有密切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香港政府采用了很多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方面的措施来改革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香港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在这股以管理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浪潮中受到影响[26]。除了以管理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浪潮的影响之外，来自全球化的挑战也确实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机构改革和观念转变。2000年教育委员会公布了《教育体制回顾方案》，明确指出了香港正在发生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整个世界也正在涌动全球化、知识经济和文化多样性的潮流。为了提前应对挑战，迫切需要为香港公民提供机遇和环境来发展他们的潜力，建立一个有多种文化的、民主的、文明的和具有全球观的社会，从而增强香港的竞争力[27]。 作为对教育委员会建议的响应，董建华特首在他2000年的施政报告中解决了教育委员会的问题，声称“香港准备应对全球经济竞争”，“教育必须进行整体改革”[3]。政府相信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将担当起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在他的施政报告中，提出通过到2010年前加倍副学位的方式再一次扩大高等教育范围[3]。为保证高等教育的竞争力，2001年5月教育统筹局委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起草一份对高等教育进行回顾的报告。这份名为《香港高等教育：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报告》，建议政府采取各种改革措施重建高等教育体制。之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筹建了几个工作组来跟进这些建议，并介绍了许多改革措施来加强香港的大学的“国际竞争力”[28,29]。 除了外部因素，香港高等教育的变革也受到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学教育大众化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适龄青年中（19岁到21岁）约有3%得以跨入大学教育的门槛，增长率保持稳定直到80年代末。1989年政府决定扩招，到1994-1995学年时，第一学位一年级要增加到15000人，同时提高本地大学、多科性技术学院及其它中等后教育机构的入学率，使本科入学率从1989年的6%提高到1994年的18%[30](p.28)。高等教育入学率的迅速膨胀也使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疑问：在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迅速转变过程中，怎样才能保证并维持高等教育的质量[30]？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大背景下，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内容是运用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的原则来提高高等教育部门的工作表现和效率。在最近的高等教育回顾中，香港政府非常希望改变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拓宽财政和经费来源，并动员非政府部门——包括市场、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等——积极为高等教育出钱出力。伴随着分权以让高等教育机构个体有更多的自由决定其自己的发展方向以及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部门的表现和生产力，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高等教育的管理还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