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4)03-0088-05 在中国，教会大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一般认为，1879年由度恩书院、培雅书院合并而成的上海圣约翰书院是外国差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至1952年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收归国有，70多年间，外国差会在中国陆续创办的被公认为属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有近20所。这些教会大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吸引帝国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最有效的手段”[1]；另一方面，作为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外教育交流的载体，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以各种方式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本文拟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段为中心，考察教会大学的出现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一、教会教育专业化与教会大学的产生 1877年，基督教新教29个差会的126名传教士在上海举行会议。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Mateer,Calvin Wilson)在会上发表的《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一文，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狄考文的论文针对在传教士中普遍存在的反对教会办学和只主张办初等学校的两种观点进行了批评。他的主要论点是：“基督教与教育就它们本身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它们之间有着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使得它们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青年教育一直是教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教会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它不能把教育这项伟大的工作留给世俗社会去办。”狄考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教会为什么必须重视教育工作：第一，教育是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的重要手段。第二，教育对于为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第四，教育在中国是晋升到上等阶层的最佳途径。第五，教育有利于教会的本土化发展。狄考文反复强调，他的文章不是要把教育提高到作为中国基督化的一种伟大手段的地位，而只不过是要表明它的重要性并为它争取合理的地位而已。[2]在这次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的意见虽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重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狄考文文章的发表为教会学校取得“合理”的教育机构地位起到了“正名”的作用。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以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为主席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员包括韦廉臣(Alexander Wiltiamson)、狄考文、林乐知(Allen,Young John)、黎力基(Lechler,Rudolf)和傅兰雅(Fryer,John)等欧美著名传教士。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议决编辑两套中文教科书，以满足教会学校的教学需求。至1890年，该委员会“计出版书籍50种，74册，另外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籍48种，115册。以上共计98种，189册”[3]。这些书籍的内容涉及算学、天文、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各个领域，不但被教会学校作为教科书，而且也被当时的新式学堂所采用。狄考文论文所引起的广泛关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工作的开展，标志着传教士教育工作开始走向专业化，而教会高等学校的举办，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专业化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1877年的第一次传教士大会更多的是关注教会教育的专业化问题，那么，13年之后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则把重心移到了如何提高教会学校的办学质量上，而发展教会高等教育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狄考文在会上发表了《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的讲演，他的下面一段话很准确地反映了一批思想敏锐的传教士们把办学的重点转向高等教育的动机、目的和心态。他说：“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土来说，全面地教育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这样做，可以胜过培养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人。”[4]林乐知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发展“一所本地的基督教大学”，并建议各教派之间应当进行充分的合作。[5]另一位传教士李承恩(Plumb,Nathan)在大会上的发言则指出了19世纪90年代教会学校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学校和学院追求大学的名称和地位，现在已经变得很普遍了。……高等教育这个主题是众所瞩目的，在不久的将来它很可能是教会工作的主要部分。”[6]在这次大会上，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大为“中国教育会”，由狄考文任主席。“中国教育会”的宗旨是“促进在华的教育兴趣，增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间兄弟般的合作”[7]。虽然编辑教科书仍是“中国教育会”的重要工作内容，但它的活动范围已大大拓展，更多地体现为对整个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发挥协调、组织和推动的作用。从狄考文起，该组织的历届主席（注：除狄考文外，“中国教育会”的历届主席还有潘慎文（上海中西书院）、谢卫楼（通州潞河书院）、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赫士（山东登州书院）、师图尔（南京汇文书院）、卜舫济（圣约翰书院）。）几乎都是著名的传教士教育家并任教会大学（或新式学堂）的校长，对于教会大学的发展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办学实践层面，第一所教会大学的产生与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Schereschewsky,Samuellsaac joseph)的努力有极大的关系。早在1875年，他便向圣公会布道部提出在华建立一所教会大学的建议。1877年3月，施约瑟撰文呼吁筹集10万美金在华创办一所教会大学，他写道：“从教会的开始起，教育就一直是传播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媒介……没有教育作为工具，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传教的努力，是最徒劳无功的。……‘科甲出身’是中国所有通往出人头地之门的敲门砖。一所如我们所提议建立的大学，在中国将比在其它地方更可能产生也许远远超过我们最乐观期望的结果……我们所提议建立的大学，无疑将成为吸引帝国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最有效的手段。”[8]施约瑟主教募捐10万美金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建立一所教会大学的愿望却得以实现。1879年4月14日，是西方的复活节，这一天中外宾客200余人聚集在上海西郊的梵王渡，出席了圣约翰书院的奠基礼。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除圣约翰书院外，先后有上海中西书院、山东登州书院、北京汇文书院、通州潞河书院等教会学校采取增设课程、扩充教学内容、延长学制等办法努力朝着高等学校的方向发展，但是，就学科程度而言，“在1900年以前没有一所真正达到大学水平的大学”[9]，只是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戴了个大学的“帽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