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 TH702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高考制度作为中国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上关国家政策、民族前途，下系民众个人命运，且与高等教育的招生与发展和普通教育的教学与改革都紧密相关。其改革可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巨大难度和重大影响。高考改革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中。理想的教育公平理论，多元（综合）评价制度和保送生制度，运用或落实到高考改革实践中，往往或难以兼顾，或背离初衷，或走样变形。种种矛盾或冲突，概由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国情所致，亦因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中国的高考制度应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探索一条适切的改革路。 1 高考改革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创建于1952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统一考试制度（以下简称“高考”），是我国一项独具特色的教育考试制度。高考对高校选拔合格新生、平衡各地高等教育水平、改善高等教育布局、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实现国民教育机会均等，都起了相当大的历史作用；对推动中国观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整体国民素质、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更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将高考制度的建立誉为中国现代教育考试史上的一项创举，毫不为过。高考表面上看只是一项教育考试制度，但其背后亦兼具政治与社会功能。因此，在51年的风雨历程中，高考始终难以避免地和政治发生关系，特别在前半段，基本上是各种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随其跌宕而起伏，成为数次政治运动的突破口，高考在“文革”初的被废和“文革”后的恢复便是最突出的史例。 高考制度对于促进我国人才的成长和推动全民族文化发展可谓是“功德无量”，然而，它也存在重才轻德、压抑考生个性和求异思维、缺乏特色和灵活性等统一考试本身所固有的缺陷，而且，随着其历史的向后推移以及高等教育规模和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这些缺陷已经且将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因而，自诞生之日起，关于高考的争论便未曾断绝，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各界对高考弊端及其存废之争更是空前激烈。“炮轰”高考者有之，[1]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认为废除统考制，就是要避免鸦片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者有之，[2]而认为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之举乃荒诞不经、“吃错了药”者亦有之。[3] 其实，无论是政治运动对高考的“青睐”，抑或学界关于高考争论的“剑拔弩张”，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高考制度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笔者以为，高考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考试自身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4]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使人人享有平等参与高等教育竞争的机会，是统一高考制度存在的根基。就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高等教育供需矛盾尚较突出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机会公平乃第一要义。历史告诉我们，在各种选拔人才的途径中，考试作为一种崇高的、具有可信性的正义程序的执行过程，最为公平和有效，而大规模统一考试的公平与效率恰恰又居各种考试形式之首。在看待统一高考的利弊时，须知“物盈则亏，法久终弊”。高考固然存在种种弊端，有些甚至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它的积极作用却是主要的。这也正是高考这一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试选才方式，在饱受政治运动的摧残和众多非议后仍得以长期采行的根本原因。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高考的公平和高效缘于一个“统”字，其诸多弊病亦源于这个“统”。高考长期的“大一统”局面，特别是“千校一卷”的考试内容上的统一，使层次、类型各异的高等学校无法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拔出适合培养的人才，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此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和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高等教育对象的集中性也被打破，考生将来自各种年龄段和各行各业。高考若不“与时俱进”，“统一”的优点则可能逆转为自身命运的扼杀者。存在长达1300年的科举制之终结，便警示了这一点。高考欲保持长远的生命力，必须在坚持统一考试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适时、适度地进行多样化改革。 高考是历史的选择，更是现实的需要。毫不夸张地说，高考改革是当今教育领域意义最重大和影响最深广的改革之一。与此同时，高考改革又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具有极强的社会导向功能。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在谈到台湾的大学联考制度时曾说：“联考不单决定个人的前途，而且左右了台湾的教育。……假若我们问台湾的教育工作人员：哪一个是影响台湾教育的最大因素？我想联考是有共识的答案，甚至说台湾近年来各方面的成功和局限，都间接受到联考所衍生的联考文化的影响，也不为过。”[5]大陆的高考也与之类似，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高考改革不仅关乎高等学校新生的质量，更直接关系到中学教学和考生个人乃至其家庭的命运，因此它始终处于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上，成为教育领域少有的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就我国的高等教育而言，目前正处于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高等教育发展的转型时期，如何使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协调发展，如何使高等教育更加多样化，如何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等，成为现在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高考作为目前高校选拔新生的最主要途径，与这些改革无不相关。例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层次和类型也日益多样化，不同类型或层次的高等学校，其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市场所需求的人才规格各不相同，所要求的生源素质也各有不同，对高考的科目与内容便提出了多样化的新要求。 和高等教育相比，普通教育与高考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因此，普通教育界（包括教师、学生乃至家长）对高考的关注也更为密切。高考改革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掀起轩然大波。例如，1994年，我国推行会考基础上的“新高考”，考试分文史和理工两大类，文史类考语文、数学、外语、历史、政治，理工类考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这样，在原有的中学九门课中，地理、生物和政治课（理科）与高考“松了绑”。问题随之而来：高考不考的科目很快受到冷落，中学不认真教，师范大学生物系、地理系毕业生分配困难，政治课在理科班的地位也无足轻重。为此，一批政治学科的学者上书中央有关部门指出理科不应减去政治科目，甚至有全国人大提案反映高考科目减少对相关学科带来的问题。1996年8月，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更是联名呼吁立即恢复理科高考中生物学应有的地位，以保证学生来源和今后研究和教学的质量。[6]一时间，这些上书和呼吁不仅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讨论，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