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溯源于西欧中世纪的现代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社会运行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发挥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当代大学也被看做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即使在大学创造了发展的神话、成为三大社会功能承担者的情况下，“泼熊事件”（指清华大学某学生为了验证熊的敏感性几次来到动物园用硫酸泼熊）、大学教师中屡屡出现的学术失范等现象却仍旧显现出一种分裂倾向，即大学社会功能中的价值失落。 当前，学术界的许多学者往往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大学功能的社会事实层面，如大学高科技园区运作的机制及创造的经济效益、大学如何在SCI和EI等国际论文检索排名中名列前茅、大学向企业进行技术及专利转让的效果等等，而忽略了价值关怀层面对于大学功能的规范。追问大学的精神是什么、大学以何种品格保持独立性等问题已被一部分学者忽视，这种追问常被视为不太合乎时宜的事。在价值关怀上存在欠缺的大学功能被看做事实上的有用性，失去了灵魂的大学被部分人通俗地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社会设置，而不是人类精神与价值的守护家园。 本文将对当代大学出现的功能与价值关怀剥离的危险倾向进行社会学分析。一方面，从社会学的理论传统来看，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早期功能主义的萌芽、以帕森斯为代表的成熟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考察框架，功能分析与价值分析不是对立的，存在着整合的可能；另一方面，从当代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在强调大学社会功能的同时，并未放弃价值关怀对大学的导向作用。 1 在对大学功能的价值剥离倾向进行研究之前，首先来考察社会学的功能分析与价值关怀两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结构功能主义思想的渊源之一，涂尔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秩序如何是可能的[1]。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考察了人类社会的两种历史形态（两种社会团结的方式），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他认为，社会团结本质上就是社会的集体共同意识如何作为社会纽带将社会成员凝聚起来[2](P356)。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同质性程度高，集体意识吞没与控制个人意识；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异质性程度高，个人意识获得了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可能[2](P90-92)。在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过程中，集体意识日益衰弱，已无法有力地控制社会成员，社会产生了分裂的可能，而这一过渡过程产生的社会分工却解决了这一问题，极大地削弱了这种可能。涂尔干指出，社会分工一方面使社会成员之间在功能差异的基础上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的集体意识衰弱的情况下，中观层面的职业群体可以通过群体内部的职业道德规范对其成员产生约束力与凝聚力[2](P13-22)。从涂尔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分工功能的关注没有仅仅局限于增加产量、提高利润等层面，而将社会分工的价值与道德整合作为其功能的重要方面。涂尔干的分析蕴涵着深刻的价值关怀，这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急剧的社会变迁、复杂的社会矛盾、严重的道德危机的忧虑与思考，“社会失范”[2](P326-328)概念就是涂尔干功能分析中价值关怀的一个体现。 对价值的关注同样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得到了体现。帕森斯建立了对单位行动系统进行功能分析的AGIL模型（AGIL模型不仅仅适用于分析行动系统，也适用于分析行动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即一个行动系统要想存在下去，必须使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这四种功能得到满足，它们分别由行为有机体、人格、社会、文化这四个子系统来完成[3]。在帕森斯早期思想中，系统是稳定的、封闭的，这种稳定与封闭来源于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也来源于它们之间的层级关系，即低一等级的子系统向高一等级的子系统输送能量，而高一等级的子系统则在信息方面控制着低一等级的子系统[4]。以行动系统为例，能量的输送遵循着行为有机体、人格、社会、文化这个方向，而信息的控制则遵循着文化、社会、人格、行为有机体这个方向。在系统的层次体系中，文化子系统决定着其他子系统，具有优先于其他子系统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帕森斯对行动系统的分析是一种文化决定论。 在帕森斯对行动系统的功能分析中，作为社会价值与道德承载的文化子系统对于系统功能的正常运行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帕森斯认为，在行动系统的功能运行中，价值也承担着重要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帕森斯对功能分析中的价值关怀做出了重要论述，但由于他的理论目标是建立一种宏观的、抽象的、涵盖一切的分析框架，因此，他的分析必然缺乏实质性，与经验事实相差较远，可实证性差。但不可否认的是，帕森斯的功能分析为价值留下了重要的地位，价值的稳定性成为系统稳定性的基础。 研究者的价值关怀在社会学理论中（进而在社会学研究中）究竟应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大体上可以有价值中立和价值涉入两种对立的观点，而在科学化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采纳了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提出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应当无条件地坚持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包括他调查的经验个体的“价值定向”行为）同他自己的实际评价，即他对这些事实的评价是否满意（在这些事实中包含作为研究客体的经验个体所作出的评价）区别开来。”[5]有意思的是，这种对立与断裂不光发生在不同学者之间，甚至也发生在一个学者身上。如写作《社会分工论》[2](P26-28)时涂尔干表现出浓厚的价值关怀，而写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6]时的涂尔干（也译为迪尔凯姆）则倡导一种抛除作者主观偏见与思想成见、纯粹客观的科学研究[7]。 再进一步而言，社会学的功能分析究竟排斥不排斥价值关注？通过对功能主义创始人涂尔干和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理论的重新阐释可以发现，无论是前者的道德“失范”论，还是后者的文化决定论，都体现出这样一种趋向：功能分析与价值分析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可以而且能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