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4)02-0015-07 在大学这个古老而不断维新的社会文化组织中，大致有三大主要群体活动其中：学生、教师及管理人员。他们在学校组织活动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决定于他们赖依存在的权力及其分配方式。杰出的英国教育家和评论家埃里克·阿什比指出：“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大学生作为高等学校的主要成员和高等教育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其主体性的发展、发挥取决于其享有多大程度的决定其主体地位的权力。这种权力同时表现在或受制于同其他群体的关系。本文试从学生权力的角度，审视高等学校学生主体地位。 一、高校中学生权力主体 （一）学生权力的存在意义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政治学视野就是讨论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中权力的归属和效用方式问题。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指出：“政治的精髓在于权力。权力(power)是指个人或群体控制或影响他人行动的能力，不管这些人是否愿意合作”[1]。权力的最大效用在于保证主体的自由、自主和选择。权力在主体确认和主体主体化过程中有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人的主体性也最容易为权力遮蔽，也往往因为权力得到支持和彰显。在教育现实中，教育主体主体性的发挥和实现，实际就是权力的行使和表达。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科认为，一个完整的主体由三方面构成：一是知识主体，二是权力主体，三是伦理主体[2]。同时，由于深受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的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福科在《话语的秩序》中，首次将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他看到导致主体丧失的东西正是权力，认为话语的真理和力量并不归于说些什么，而是归于谁在言说以及如何言说。即谁掌握话语权。他认为，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power-free)的话语。 “思想与话语不可分离”[3]。话语权的被剥夺，意味着思维能力、习惯的退化和思想的枯竭与溃散，最终导致外显行为丧失、心理自闭和人的干瘪。无论是作为社会的人还是作为组织的人，没有必要的权力的支持和庇护，他无法得到有效的存在和自主的发展。他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包括学校组织）对他一样都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甚至是异己的力量。这种主体充其量是“形式主体”，是“不能确证”的[4]。权力是主体地位形成、确立、表达的规定性因素，没有权力的确认就没有主体地位及其思想的形成。 在我国特殊的体制框架里，学生在高等学校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行政权、学术权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学生权力的存在、地位和价值，学校、教师被理解并认定为学生权力的天然承担者和代理人。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的存在，这些所谓的代理人又往往不完全反映委托人的意志和愿望。这实际是有违“话语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原则，正当、正常的沟通与交往难以实现。只有在平等的对话交往中，权威同奴隶一样都失去存在的市场，教师的学生(students of the teacher)及学生的教师(teacher of the students)等隶属性称谓将不复存在，教师学生(teacher-student)及学生教师(student-teacher)等新的术语随之出现”[5]。学生在自由的环境中发展，教师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也得到教益，达到共同成长的效果并维持着教学过程的有效展开和各自对话语的控制权。这时，教育才真正成为相互干预的活动。 （二）学生权力主体的演进 高校学生权力的最早出现还要从大学起源说起。“在中世纪欧洲，雄心勃勃称为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诞生了”。中世纪(medieval)虽被“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的人们斥为黑暗时代，但“乃是各项体制萌芽成长时期”，“学校制度就是在中世纪建立的”[6]。而在人口集中、交通便利、文化发达、商业繁荣的城市最早出现了大学。这种大学首先遍及欧洲大陆，后取道英国转入美洲。中世纪大学提供两种不同的大学模型，即学生大学(student university)和教师大学(teacher university)。其中最早的形态是“学生大学”，是学生学习行会组织，它以学生为中心并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标。12世纪至15世纪，意大利大学的学生行会拥有很大权力。二方面，作为城邦的外来居民，从全国各地和外国来的学生需要联合自卫；同时，他们像教授一样，随意把大学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居民们和教授都畏惧这伙人（大学学生），学生们只要采用迁移的办法，就可以影响居民们的生意，打破教授们的饭碗”。在这种模式中，学生行会付给讲课者讲课费并对讲课者的纪律享有很大权力。“大学和地方当局进行交涉，都由学生代表出面。教授的聘请和薪金的支付，也由学生负责。甚至教授上课迟到或讲课过于拖拉，他们还向教授追索罚金。为了防止教授中途为别校重金聘走，教授有时还须预付押金，由学生掌管”[7]。学生掌握“生杀予夺”大权，“而且，学生对教师的粗暴程度比教师对他们的态度还要厉害。发生学的研究表明，起源形态对后来的发展形态有着深远的规定作用，社会的现在时承接的还是社会的过去时。波洛尼亚大学的模式对萨拉曼卡和西班牙有着广泛影响，后来又影响了拉丁美洲。在那里，学生们至今还常常参与最高管理委员会”[8]。这种“学生大学”在苏格兰型大学中踪迹犹存。在拉丁美洲，权力常常在校内大学生和校外的政治家手中，属于典型的学生体制。1918年的科尔多瓦运动开创了拉丁美洲有高度学生权力的政治化时代，在各种大学委员会中学生获得强有力的正式的权力并扮演了社会批评者的角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高等教育学史上被誉为“学生时代”，“学生风暴”进一步突显学生权力的地位，有了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和渠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为“威斯康新思想”的一部分，出现了大学生管理的浪潮。他们发现了他们在课外活动领域的权力，而且一直保持了下来。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如辩论、艺术创作、图书、杂志等丰富、扩充了学生的生活。60年代以来，学生权力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承认并有一定的政策保障。从校长选拔到学生的事务管理，学生有广泛的参与机会和权力。美国一些州的大学选拔校长的委员会有学生的代表存在。日本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和研究生自治会是学部的“三权”之一，在涉及学生利益的学部事务上不仅有参与权，而且有相当的影响力。法国“六月风暴”后，学生在校务委员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俄罗斯的改革学生权力同学校权力一样得到充分的落实，在校务委员会中学生比例按规定不少于25%。德国大学里的校、系委员会中都有规定比例的学生代表[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