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凭的信号传递：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5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4)02-125-04

      自1999年以来，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萎缩的考虑，政策制定者试图以“教育产业化”来拉动内需——这种政策被冠名为“教育大众化”或“全民教育”。高校扩招成为体现这一思想的主要行为方式。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1999年为160万人，2000年为220万人，2001年已达268.2万人以上。以1998年招生数108万人为基数，1999至2001年的年平均实际招生增幅高达35.4%。

      我国高校扩招的本来意图姑且不论，不可否认的是，高校扩招带来的影响将极为深远——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

      本文的基调建立在教育的效率之上。教育（或文凭）是劳动市场上劳动者传递自身能力的一种重要信号。作为对非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劳动市场的一个回应，企业将根据劳动者传递的教育信号来推测其能力之高低。此即所谓信号传递(Signalling)理论。本文将在Spence(1973,1974)开拓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扩招政策的效率作出分析。由于扩招实际上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企业已经不能再根据教育（文凭）信号来推断就业者的能力。劳动市场上的文凭也只能成为一个“橡皮敲门砖”。理性的劳动者与企业将寻求其他判断能力的方式。这就是说，我国高校本科文凭已并不象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优秀能力的象征，但是没有本科文凭就很难在人才市场上立足（本文只限于分析普通本科文凭）。

      一、扩招制度下的信号传递模型

      假设入读本科之前有两类学生，其资源禀赋各不相同，一类为低能力，记作v=1，另一类为高能力，记作v=2。对能力的事前分类是基于对学生入读高校之前所积累的素质的归纳。尽管教育也对能力有影响，但由于两类学生起点不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相对能力高低的区分是适宜的。

      取得学历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包括学杂费与书籍、放弃工资的机会成本以及必须努力得到好分数的心理成本。假定两类学生的教育成本分别为与，假设，即两类学生得到学位的成本相同。这是不同于传统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笔者认为，自从扩招以来，我国高校入学门槛已经大大降低，学生们获取本科学位所需付出的努力也大大减少。高能力学生可以很轻松地获得学位，本来其教育成本比低能力学生低。但在扩招之后低能力学生的教育成本也大大降低了。高能力学生的教育成本基数本来较低，而低能力学生的教育成本大大下降，以致于可以认为二者的教育成本相同。

      教育本身被视作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它是可以提高生产率的。设教育年限e是一个连续变量，假定给定能力v的教育年限，学生工作之后的期望产出函数为：

      

      这表明高能力学生的未来生产能力是低能力学生的两倍。

      假设是两类学生的效用函数，其中w是学生预期得到的工资收入。且：

      

      因此，收入带来正效用且边际效用递减，教育带来负效用且边际成本递增。由此可以在(e,w)空间得到斜率为正且递增的元差异曲线。根据前面的假设，，利用效用函数，我们可以写出。所以在无差异曲线图上，为了保持给定的效用水平，每增加一单位教育年限，低能力学生与高能力学生所需的补偿工资是相同的，这表明二者的无差异曲线是相互平行的。

      如图所示，高能力学生无差异曲线与低能力学生无差异曲线平行，但位于后者之上。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给定教育年限e，若企业能完全观察到学生的能力水平，它将为高能力学生支付更高的工资。事实上，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均衡工资等于劳动生产率：低能力学生，高能力学生（假设我们对教育年限使用货币化指标）。

      但是，信息是非对称的，学生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而企业并不知道。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委托一代理问题。要实现一种均衡状态，必须满足两种约束：一是激励相容约束或自选择约束：在既定预期的工资函数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二是参与约束：企业支付的工资必须等于员工的产出期望值，这意味着均衡点必然在直线w=e或w=2e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