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变迁与大学教育知识观重建的脉络 在知识社会逐渐形成后，知识的概念扩展使得人类对知识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的知识的划分不仅使人类对于知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而且影响了人类对教育观念的重新认识。在知识社会中，知识将可以通过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得，接受教育不再以传统学校为中心，工作的岗位也会提供系统的继续教育。学校教育和基本价值观将愈来愈以整个社会的需要为基准，而不是以教育者所认为的专业课程为基准。未来对于“有教养的人”(educated people)将进行重新定义。传统的博雅教育缺乏实用性，我们的教育观念落后于知识经济发展形态，大学体系并没有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知识经济对于知识的重新认识使得教育体系必须进行调整与改革。 大学教育中知识观随着社会变迁必须调整，其反映在大学教育目标的争论中往往多是关于大学是精英教育或是大众教育；是专门教育或是通才教育；是追求理想或是为社会服务等问题上。其中存在于传统教育中的博雅教育与20世纪以来科学主导下的专门教育一直是一种冲突，由此也导致大学实施上的一些蜕变，从冲突中逐渐趋向于弹性的调适与变迁，以便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脚步合拍。传统博雅教育固然重要，但已渐次转为通识教育。由于科学研究领域的日益分化，促使高等教育的课程愈来愈琐细、专门，而各学科专精的结果，也使得知识的研究与接受失去了往日的统整性和概括性。在后工业化的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追求，在富饶的生活实现之后，又开始重视个人经验的充实和自我的表达，使得通识教育再度受到重视。因此大学社群如何对待知识，将会影响到教育目标与课程改革。 此外，由于过去大学学术的发展愈来愈走向专精化，所谓“探究的学术”(scholarship of discovery)基本上是建立在严密的学科本位知识之建构上。学术间的沟通与跨越是相当困难的事，在这一学术文化中似乎缺少“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的机制。 研究的过程虽类似“修道”的精神，然而研究工作若要能突破现有知识系统的框架，并具创意，那么将它放置于更大的背景或脉络中，它更能显示其意义与价值，真正重要的是知识之间的本质联系。诺贝尔奖得主、遗传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十分清楚地表明：万事相通，根本没有方法可以在不同的事物之间画一条线而把它们隔离开。 自从新经济、新科技如火如荼发展以来，研究工作似乎已看出，过去所认定的“细分”知识，必须重新检核它的价值，而且一种新型且具创造性的知识已开始出现。人类学家C.Geertz称其为“模糊类型”(blurred genres)的知识，因为这一类型的知识提供了学科本位跨越“疆界”整合知识的可能性和机会。哈佛大学教授K.Fischer也提出知识创新是建立在知识横向间的“网状”(weblike)联结关系，而不是一种“阶梯状”(ladderlike)累积。当今知识的创造与发现，已朝向“蕃薯藤”的横向发展，而不是“树状”的线性发展。 因此，在知识本质的论述中，分化太精的知识可能会造成“没有受教育的专家”。而在面对学术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知识的统整愈显重要。在今日的大学中，有越来越多不同院校的教授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谓“整合型的研究计划”更是这一需求的反映。在课程方面，通识课程的发展趋势，以及教学上倡导协调教学的精神，都可看出大学今后的发展，必须着重知识之间、知识与生活、教师同侪以及师生关系的统整，如此才能祛除知识过度分化的危机。 二、知识部落化的危机与转机——知识与权力的转换 大学一直被视为是追求客观知识、探求真理的殿堂。为捍卫这一理想，大学应成为独立自主的机构，以保障学术自由，使教授与学生能自由地从事研究、教学，并对社会提出诤言，以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而谋求人类的福祉。然而，近半世纪以来，由于对“客观知识”合理性基础的质疑，以及知识、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纠结，所谓“客观性”、“真理”的图像似乎愈来愈模糊。这种“相对主义”(relativism)及“怀疑主义”(skepticism)所形成的风潮，对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乐观的理性论“君临天下”的霸权给予重重一击。影响所及，大学对真理追求的“合理性”也开始动摇。 其次，大学原本应为一个理性公开论证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但由于“学术社群”(academic community)受到世俗利益的污染，以及各学术社群的领域(territory)防御力极强，造成社群或学科知识的“割离化”，此即所谓各据“山头”而成为“学术部落”(academic tribes)。因此，大学作为独立自主的机构，其“合法性”也受到挑战。 从西方大学的发展史来看，人类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强调的大学自主与学术自由，并不是所有权力支配的系统独立出来的结果，而是在知识与权力的争执和转换的系统中，一种对其所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所形成的思想钳制的反抗、批判和期望。所以大学教育的改革，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再生和再分配所形成的文化霸权与理性自觉、自省和批判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对抗与调整的过程。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传递、分配和评鉴的“知识工厂”，不仅要注意到“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大学中运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也应正视大学之外的一些政经势力以及意识形态的渗透，可能以正式或隐藏的方式，对大学的独立自主性产生破坏。 （一）大学科层组织的工具理性 今天的大学俨然已渐成为大的文化企业，因此，透过合理的程序运作促进大学功能的开展，乃是无可厚非的事。然而，由于社会现实利益的引诱，其自主性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从表面看，今天的大学在物质方面的丰裕是空前的，而五花八门的科系，以及数不清的必、选修科目，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大学生的选择也似乎相当多元化。然而，在此虚幻的多元化社会中，所谓的选择自由，只不过是高度组织官僚化、商业化大机器操纵之的“拟似自主选择”。所以，它所表现出的工具理性，已经使我们逐渐失去真正的可参与的“公共生活领域”，退缩到当前封闭的“自我”小世界中。而要抗拒此危机，最重要的，可能是大学组织本身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