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4)03-0029-05 作为一种历史的过程，文化全球化是从西方基督文明和资本主义殖民文化向全球扩张而开始的，这种开端决定了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持久侵入与同化。今天，随着文化和政治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多极化，多个文化中心正在崛起，新的文化全球化模式——多元文化模式正在取代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单极化模式。但是，由西方文化和西方话语宰制全球文化的历史还远未走向终结，相反，它们正以世界精神、趋同论、全球主义等改头换面的形式，力图继续把他者(the others)的文化纳入由自己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由此所带来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对进步的危害正与日俱增。面对文化全球化所引发的诸多冲突和矛盾，迫切需要发挥大学，尤其是那些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交往功能，以消解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 一、文化全球化及其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 （一）文化全球化的涵义和本质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充满无限悖论的概念，一般指寻求全球文化的过程。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某种全球文化，又何以达至文化全球化呢？对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断然予以否决，他说“全球文化存在吗？如果全球文化意味着某种扩大了的民族国家文化，那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为此，费瑟斯通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他认为这种文化是一切不同文化流通的渠道，不能只被理解为民族国家之间双边交往的产物[1]。那么，费瑟斯通所指的那种能够全球共享的“第三种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费瑟斯通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然而，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种文化是经济文化。因为，只有在贸易、技术等经济领域，才有全球一致的价值取向，而在民族传统、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生活模式、政治体制等文化层面却永远难以达至同一，正如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所言：“‘真实的普遍’不应到人的思想中寻找，而是要到决定其命运的这些物质力量里去寻找”[2]。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同样认为，任何社会行为总是以经济为取向或者说带有“经济精神”的行为[3]。因此，如果脱离了物质文化基础，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仅仅是一种应然的心理诉求。然而，人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并埋下苦果，西方的普世文化和霸权文化即是全球文化矛盾与冲突的始作俑者，他们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伦理准则、生活方式等作为全球文化普世化的推广，却竭力防止经济文化和技术文化的扩散。对此，卡西尔早就提出了善意的告诫，他说：“人类种族道德和理智多样化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否认或忽视这个事实，但这个事实的意义和极端重要性则完全未为人所知”[2]。 那么，文化全球化还有倡导的意义吗？如何演绎文化全球化？其实，真正的全球文化只能合理地表述为多元文化，恰如马丁·阿尔布劳所说的那样：“全球性恢复了文化的无边界性并且促进了文化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而不是促进了同质化和杂交化”。他认为，如果各种观念能够超越国界，人与人之间能够务实的相互迁就，能够相互交流和传播新思维和新话语，并且以多元文化主义来看待此类问题，那么就可以实现一体化的文化[4]。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全球化就不再是一种虚构的神话，也不再是普世主义温情面具掩盖下的霸权文化，相反，它是西方霸权文化走向消解，各个民族寻求文化自觉，共同塑造全球形象的过程。同时，全球化也并非洪水猛兽，文化全球化也远非遥不可及。迈克尔·波特认为，全球化不会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消灭文化，而是带来文化的趋同和趋异，适应生产范式的那些文化将成为共同性的，而显然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因素将会在全球经济的压力之下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的机会促进之下逐渐消亡，同时，文化上的差别不再成为使人们受隔绝而限于经济劣势的力量，相反，它们将能够促进专业化优势，从而使各国在经济中增长繁荣[5]。显然，波特在这里为文化全球化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那就是：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促进文化对经济和生产范式的依附性。如果能够这样，应然的文化全球化也就找到了实然的合理化道路。 （二）文化全球化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全球化经历了“普世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以及“全球主义”等诸多模式，这些模式又对应于不同的全球化阶段，美国学者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经历了播种、萌芽、起步、争夺霸权、不确定5个阶段[6]。在每一个全球化阶段，西方世界的一流大学都被席卷其中，它们的交往功能也逐渐显现出来：在播种和萌芽阶段，大学作为学术文化中心，通过把世界各地学者们汇聚到一起，推动了学术的传播，加深了文化之间的理解，促进了各文明、种族之间的融合；在起步阶段，大学通过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唤起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并促进了世界体系的形成；在争夺霸权阶段，大学在推行西方殖民文化和霸权文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也把某些人类共同的知识和文化传播到了欠发达地区。然而，没有哪一个全球化阶段像不确定阶段那样对大学的交往功能有着如此急迫的要求。不确定阶段的全球化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什么样的世界图景呢？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曾经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却会发生文明之间的冲突，“911”事件似乎恰好对亨氏的预言提供了佐证，它表明了弱势文明对强势文明的失望和报复，这或许是一种巧合，然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冲突，确乎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愈演愈烈，环顾宇内，种族仇杀、宗教冲突、恐怖主义活动、反恐战争等此起彼伏，至于掩盖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邪恶轴心”、“恐怖主义”、“核危机”等流行语汇后面的霸权主义文化也正显露无遗。面对全球化所引发的诸多困境和矛盾，迫切需要发挥大学的沟通和交往的功能。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古老的交往功能正重新进入人们的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