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154(2004)01-0018-04 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世界发达国家现已基本步入高规格培养教师的阶段，在社会变革与教育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师范教育由三级师范向两级、一级和零级师范过渡似乎已成为一种发展态势。而我国的师范教育也正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性变革阶段。加上我国人口政策造成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使社会对基础教育的需求压力由对就学机会的满足（量的压力）迅速向高质量教育追求（质的压力）的转变。这一切使师范教育如何定位和转型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师范院校转型是社会和教育发展双重压力下的客观必然 1.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对师范教育产生需求性拉力和资源性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资源的配置由单一的计划模式逐步转变为市场模式，加上我国生产力成分的多层次性，一方面产生了多样性的教育需求，同时又出现了对人才需求规格日益提高的趋势，这必然要求提高人才培养起点，带动教师行业教育起点的提高，从而拉动师范教育体系的升级，使师范教育逐步进入高规格培养教师的阶段；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必然会影响教育资源的配置，如果师范教育系统固守原有培养模式就有可能日益丧失自己的市场份额而处于资源短缺之尴尬境地。 2.高校间实力竞争的压力使师范院校发展的前景是困难与机遇并存，师范院校转型是一种现实选择 高校生存的内在基本依据是实力，其明显的外在表征是学术水平。师范院校如果缺乏“学术性”，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丧失了生存的基本依托，必然失去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其直接的后果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教师地位无法提高，基础教育在低水平层次运行；另一种可能性是师范教育所固有的领地将在资源配置的市场过程中被综合性大学占据，从而使师范教育真正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如果师范院校能够主动实现自我调整，不但能够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更好地发挥自身培养教师的优势，又能将自身的影响扩大到其他的行业和领域，其生命力和影响力是可以跨越时空的。笔者认为，巴黎高师能够长胜不衰，是与其极高的学术水平和培养了诸多领域的“大家”分不开的。 3.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等的超常规变化对师范院校的转型产生直接的双重压力 我国人口政策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人口结构，造成基础教育就学人数急剧减少；同时，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经济状况迅速好转，使家庭的教育消费能力和对教育质量的要求都迅速增强；与此同时，我国又存在生产力发展的地区差别及家庭经济水平等方面的不平衡。这种社会现实一方面使基础教育对师资的需求呈现多样化趋势，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对基础教育需求的压力迅速由数量增长型压力向质量追求型压力转变。此外，就学人口的大起大落的变化对师范院校的调整和转型产生了强烈的现实压力。 4.师范院校本身的发展现实和趋向是师范院校转型的内在逻辑依据 詹姆士·波特(James Porter)把师范院校培养师资的方式称为“定向型师范”，把综合性大学培养师资的方式称为“非定向型师范”。“定向型师范”的培养目标单一、集中，专业思想和专业训练都比较强；“非定向型师范”由于普通大学的学术水平高、师资力量强、教学设施先进、教学资料齐全、生源素质较好，因而专业特点明显，所培养的人才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但由于其对培养教师的任务不明确、不够重视、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力量不够强大，其培养的师资实质上是一种额外产品，师范性不够明显。发达国家进入高规格培养教师的阶段，主要采用非定向型师范培养教师，与其说这是师范院校消亡的征兆，不如说师资的培养由封闭走向了开放。与社会对教师规格要求提高的发展趋势相适应，师范院校必须提高其学术性；同时，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基础教育师资需求的整体减少，甚至要求师范院校快速转型。转型后的师范教育，既要能够保持原来定向型师范的优势，又要使新型师资具有更强的发展潜力，使师资培养真正做到学术性、师范性特色鲜明、教师职业的专业特色明显，真正做到高规格地培养师资。 二、师范院校转型的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两次论争主要集中在“两种师范”（即定向型与非定向型师范）在课程、教育侧重点、职能的可替代性、教育学科的作用及师范院校能否单独设立等五个方面[1]。在今天，由于社会的发展，对师资的要求提高了，调整师资培养的模式是十分有意义的。北京师范大学100周年校庆提出的“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型”[2]，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教师培养制度的大转型。笔者认为，这种转型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1.实现师资培养体系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师资的培养主要依靠定向型师范，这对缓解基础教育对师资大批量的强烈需求的压力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如何培养中小学乃至大学师资的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着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3]：(1)高师教育是否能独立存在，它能否兼顾培养中小学教师与高校教师；(2)综合性大学能否培养中小学师资以及大学师资的来源；(3)师范教育的结构体系问题，即如何协调普通师范、职业师范和教师在职教育三者的关系。 以前，由于国情国力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基础教育的师资起点很低，主要依靠三级师范分别培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师资，重点师范（如北京师范大学等）还培养部分高校教师。而现在，重点师范在办学实力、学科专业结构等诸多方面已经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师范教育系统的培养规格也出现了整体提高；同时，综合性大学也纷纷建立教育学院培养高层次的教师。这些也为师资培养体系的转变作出了必要的教育方面的准备，为封闭的师范教育向开放的“大师范教育”转型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