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3)06-0064-05 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永恒的主题。不同时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所针对的问题各不相同。当前，我们所关注的教育教学质量问题，是在高等教育规模超常扩张的条件下，高校出现的诸多教学质量保障条件的欠缺问题，以及已经显现的不同程度的教学质量滑坡问题。教育教学质量关系到学校的社会竞争实力，是学校工作的生命线。在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体系，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是当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增长引发高校教育教学质量问题 自高校扩招以采，高校的教学质量问题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担心高校的急剧大规模扩招，会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因此，教育部在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时，启动了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工程和教学质量工程，并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12项要求。这些措施和要求，对遏制高等教育质量下滑趋势，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正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说，我们既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满足人们的高等教育需求。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人们在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后，更希望接受优质的教育。当前的高等教育需要不仅有数量上的需求，还有质量上的需求。我们如果不注意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就会影响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因此，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马丁·特罗在分析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时指出：增长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认为：增长既是导致高等教育性质变化的原因，也是导致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根源。就我国来说，高等教育规模的超常规扩张是如何导致教学质量问题的呢？ 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大幅增长导致教学资源紧缺。在这几年的扩大招生过程中，尽管政府和学校都在努力加大投入力度，挖掘潜力提高办学条件，但由于规模增长过快，生均办学条件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有关方面的调查表明：这几年高校的生均教学用房下降了2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下降了6平方米，生均占地面积下降了22平方米，生均图书数下降了33册，生均教学仪器设备经费下降了500元。[1]我国高校在扩招之前，教学资源本身就不足，现在扩招之后，还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这就会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教师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教学资源，师生比是衡量教学资源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时，我国高等学校采取的措施是挖掘现有师资潜力，提高师生比，加大教师的教学量。2001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教育部属71所大学，平均师生比达1:18.18（其中20以上的20所，25以上的6所，还有30以上的）。[2]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河北省高校的师生比达到1:13，个别达1:17；广西个别高校的师生比超过1:17；湖南省27所高校师生比平均达到1:15，其中超过1:16的有12所，最高的达到1:25。师资不足导致教师工作量过大，在湖南省高校中，教师周课时20节的十分普遍，有的甚至高达周40课时，一人承担3门课以上的教师占60.2%，最多的达6门。[3]在有的省份，个别学校的师生比高达1:40。师生比的提高和保证教学质量之间是有限度的，在国际惯用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中，一般认为师生比1:14对效益和质量最为适宜，如果超过这一标准，教育教学质量就难保证。教师教学工作量过重会导致教师疲于应付，很少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教学研究和知识更新，这就要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大规模扩招引发部分高校办学指导思想上的偏差。长期以来，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加上筹资渠道单一，高校长期处于办学经费紧缺状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家放开高校招生规模，加上实施了学生缴费上学制度，不少高校在扩大招生规模上态度非常积极，把扩大招生规模作为解决办学经费紧缺的渠道。因为多招一名学生就可以获得国家或省市的一份拨款，还可以多收一份学费。这些高校只是看到了扩招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在办学问题上采取了短期行为，不注重在扩招的同时加强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相关条件建设，采取新的体制和机制来保证扩招后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这无疑会导致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问题。 高等教育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驱动和主导。我国把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作为一种任务和目标来实现的，马丁·特罗所揭示的适龄青年15%的入学率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启动和推进都是一种人为过程。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马丁·特罗所揭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是对美国高等教育20世纪上半叶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的一种描述和理论概括，他描述了当适龄青年的入学率达到15%时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所产生的12个方面的相应变化，揭示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和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之间的一种规律性联系。马丁·特罗所考察的美国高等教育，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调节和运行机制而发晨起来的；美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没有一个像我们今天所谓的指标，更没有把达到这个指标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它完全是在教育民主化观念影响下的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高等教育对社会需要的一种主动的自然性适应，表现为高等教育的质与量基本同步变化后所出现的质与量的一种适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适应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一种同步和谐适应。我国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主要依靠行政机制来调节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因而，我们把15%的适龄青年入学率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项发展目标，采取相应行政手段来努力达到这一目标，却没有去创造或准备与15%的适龄青年入学率相对应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那些被马丁·特罗称之为“质的变化”的条件，尤其是高等教育多样化这一条件。因此，单纯的量的扩张，导致来源于高等教育质量观、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上的严重不适应，从而出现高等教育质量问题。 高等教育缺乏外延式发展来适应规模增长。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多样化，即以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为前提，来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确立了内涵式发展的原则，基本不建新校，通过挖掘已有高校的潜力来发展高等教育。在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后，我们所坚持的仍然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扩大现有高校的招生规模来接纳急剧膨胀的高等教育入学人口，而缺乏通过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建立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来适应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这就是说，我们是在高等教育还缺乏多样化的条件下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还没有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好充分准备——建立一个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确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还缺乏对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形式的认同和接受。这种大众化必然要承受来自原有教育体制和结构上的压力，受到人们传统教育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精英性高校面临巨大的求学压力，导致精英型高校盲目扩大规模。到今天，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的校均规模已经达到11207人，全日制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校均规模也达到了7557人。[4]在校生2万人以上规模的高校随处可见。这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比较少见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抑制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即使建立起来了一些新兴高等教育机构，但由于社会认同和接受性差，也不能有效发挥其在大众化中的作用。近几年出现的高职院校普遍招生不足，大量高分学生选择复读，以求来年上所谓正规高等学校的现象就是一种典型表现。用单一类型的高等学校来满足大众化的需要，要么导致大众化的速度慢，要么导致普通高等学校规模膨胀，形成严重的教育教学质量问题。英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前一种情形，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后一种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