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发展问题”研究兴起于“二战”以后，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落后、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所以，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分析，“发展”与“现代化”又是两个同等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发展研究也即是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问题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前，由于科技发展的推进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各国高等教育都处在发展进程的不同坐标点上，并且面临着诸如怎样谋求高等教育与外部环境的适应，高等教育制度的创新和效益、质量的提高等共有的发展问题。那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树立怎样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其动力来源何在？如何推动？这些问题的讨论对理解和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抉择 在传统发展模式中，“发展”等同于“增长”。即人们把发展主要看作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展、速度的加快，这是和传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的概念。因为“二战”以后一直到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快速恢复和发展时期，出现了所谓西方经济持续发展的“奇迹”，这就似乎给人们一种假象，经济增长就等于经济发展。与这种经济发展相适应，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一般在这个时期都完成了从精英型到大众型高等教育的过渡。“人力资本理论”的流行以及经济发展的“神话”，使人们普遍坚信：只要扩展了教育，经济必然随之上升；高速度的教育增长必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就像经济学中单纯以人均GN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人们也习惯于用人均教育年限表示教育发展的水平高低，并以此进行国家、地区间教育发展程度的比较。但70年代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两次经济危机使教育的发展跌到了危机的边缘：教育经费削减，教育质量下滑，结构性失业加剧，学生人数锐减，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神话”被打得粉碎。库姆斯把这种潜在的世界性“教育危机”归结为：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与教育系统迟钝和固有的惯性的冲突、教育投入入不敷出与教育规模超速增长的惯性冲突、尤其是教育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必然要被应验的心态惯性等[1]。所以，这种无规划的、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大发展”之后，往往带给人们的是沮丧的心态和对以往教育信念的怀疑。 从80年代开始，基于对传统的“有增长而无发展”模式的反思，社会发展进入了以追求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为战略目标的阶段。各国学者通过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探讨逐步达成共识：不能把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发展除了生产增长以外，还应该包括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行政体制的进步；既有量的增长，又有质的提高[2]。或者说，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重心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上来，有更多的国家社会发展战略以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为战略目标，以全面提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整体素质为战略措施。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步走出单纯数量增长的误区，开始注重其与外部系统及其内部结构功能的整体协调发展。实际上，一定的教育的增长只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教育的增长不顾教育环境的变化或超过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只能给教育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整体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除了追求量的增长以外，还应该追求高等教育结构的转换与质量、效益的提高以及稳定程度的增强等质的方面。 高等教育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向整体发展模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事实证明，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高等教育长远的整体秩序的缺乏以及对人本体价值的忽视，特别是科技的不适当运用所带来的灾难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人与社会的矛盾逐渐进入发展研究的视野。因此从80年代末至今，以解决这一矛盾为价值取向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各级政府发展决策的主要依据。如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逐渐拓宽，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的研究范式。概括起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高等教育如何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二是高等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规律[3]。只有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所以，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从更高层面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的规律。 可见，“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及其实践的不断深入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动力使然。纵观从60年代至今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演变及其实践特征，高等教育发展路程可以说就是高等教育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功能和结构不断完善、社会适应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时期，或者说，高等教育发展本身就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发展推进了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又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物质保障。 二、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结构分析 单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外显”特征来看，世界高等教育沿着精英——大众——普及的趋向快速发展，具有数量增长的导向性特征。从1970年到1997年，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翻了一翻。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增长了两倍，从3%越升到10%；发达国家在原有的高水平基础上再增长了一倍半，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初级阶段到普及化的快速转变。八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超常规发展，2000年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100万人，毛入学率为11%。预计2005年高等教育总规模将增长到1600-17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初步进入大众化阶段[4]。可见，高等教育发展始终伴随着数量的扩张，没有增长就谈不上发展，数量增长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表征。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事实表明，“增长”不等于“发展”，没有质量、效益的“增长”也不是发展。那么，现代高等教育之所以持续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何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透过数量增长的“现象”寻找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