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3)06-0053-04 大学既是知识的田园,也是精神的圣殿,它具有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的双重使命。对精神家园的关注和守护,构成了大学人文精神的灵魂。在科技迅猛发展和大学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的今日,探讨大学的人文意蕴,对于塑造大学人文精神,提升大学教育境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传播知识和科学理念,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无疑是大学的重要职责。但知识与科学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只有在人文精神的规范和引导下,知识和科学才可能被赋予善的目的。因此,人文精神能够为科学提供正确的目的导向,使大学知识传递功能的实现从属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需要。 人文精神是从人的角度审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一种态度和立场,它关注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理想,强调工具世界的属人性质及其对人类目的的意义,其主旨是人的生命状态的整体提升,即人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整体完善。为了寻求自身生命的整体完善,人类凭借科学精神以求真,不断提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又借助人文精神以求善和美,使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从属于人类生命的终极追求和价值理想,从而赋予工具世界以目的和意义。 大学作为当代社会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重要舞台,必须关心知识的目的和意义。这就需要以人文精神引导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赋予知识以善的目的,使之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的需要,这样,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才可能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过程。如果脱离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引导,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就可能沦为一种工具性的异化劳动,由此不仅会严重影响知识产品的质量,而且会导致知识的非人性化运作,从而背离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目标。知识生产中的假冒伪劣和学术泡沫现象,知识的非道德化和反社会化运作,都是知识生产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严重表现。 科学探索如果脱离了人文精神的制约,就可能沦为唯科学主义的俘虏。唯科学主义将道德理想、终极关怀、文化价值、情感体验和人生意义等人文因素排斥在大学教育的维度之外,从而助长了工具理性和技术功利主义倾向。技术功利主义强调工具与手段的合理性,而漠视了归宿与目的的合理性,从而导致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手段与目的的倒置,使对人生理想与意义的追求与领悟为对现实利益的盘算与计较所取代。为唯科学主义理念主宰的大学教育必然面对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其突出表现,就是重理工而轻人文,重器物而轻精神,重经验而轻理性,重功用而轻价值。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教育对象和教育主体生命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使教育本身退化为一种物化活动,最终导致了科学精神的严重扭曲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极度失衡,从而使人文精神的振兴成为迫切需要。因为,“科学虽然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的满足感并且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自身所特有的种种危险。知识的进步和控制力的增强会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失去眼力,失去历史感,失去哲学观,失去对各种有关的文化价值的洞察力 。……由于科学促使生活更加复杂——某些方面是理性的,某些方面是非理性的——哲学家和批评家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1]要消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失衡状态,实现二者的平衡与和谐,大学就必须深刻认识并勇敢承担自己应负的神圣使命,将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灵魂之所在。 我们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在不断提升人类创造力的同时,也在以神奇的速度赋予人类以可怕的从事毁灭和破坏的能力,前一种能力与后一种能力相比较似乎显得太渺小了,因为我们可以将人类以往历史积累的全部文明成果以及人类自身毁于一旦。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技最为发达的世纪,但也是人类历经磨难最为深重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科技军事化以及核威胁,使人类的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遭受着双重的强烈冲击。科学技术的异化是人文精神缺失的必然结果,它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与再生。这就要求大学不仅应成为知识的田园,而且应该成为精神的宫殿和社会良知的灯塔:它不仅要为社会提供强劲的智力,更重要的是要赋予这智力以内在的德性和灵魂,使之从属于善的目的和人类的价值理想。大学必须对社会和历史承担严肃的道德责任,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人文精神的守护者,把对真的追求和对善与美的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大学应该“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2] 二 科学精神是大学实现其知识创造、积累和传递功能的巨大推动力,但唯有接纳人文精神的关照和引导,科学精神才能摆脱功利主义的藩篱,否则,其求真的冲动就会沦为单纯物欲的俘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在人类历史上,正是强烈的人文关怀驱使着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在探求自然和社会奥秘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伽利略、牛顿、哥白尼、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霍金等杰出的文化巨人便是突出的例证。 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对真理的无条件追求,这种追求既关涉到人的现实功利,又超越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科学探索本身就是人类实现自身生命价值和终极理想的一种方式,这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正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人文关照。在这种关照中,人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是灵与肉的统一,精神的灵性追求本身就是人类生命意义的彰显,它使人超越了自己肉体存在的直接性。正如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说:“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所应具之物。”[3]因此,大学作为知识和观念的生成者,应该具有追求学问而不问其实际功用的品格。“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3]大学不是养成资格和贩卖知识的场所,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学者应该具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并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委身于教育,则必于淡泊宁静之中,独有无穷之兴趣,虽高官厚禄,不与易焉。”[3]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对学理的探究应该绝然脱离人生和社会的功用,而仅仅意味着这种功用的多样性,以及仅从物质层面理解人生和社会功用的观点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