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现代大学中，科学获得肯定并被赋予了中心的位置。大家不要忘记，在19世纪之前，像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里，科学都没什么地位，尽管剑桥出过牛顿、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人。倒是欧洲大陆在大学里开始建立科学。中世纪大学的学问原来是讲“信仰”的，基于基督教文明，经过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的地位提高了。到了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大学的知识性格又转变了，由“信仰”转变为“理性”。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到了19世纪，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已经获得全面胜利，这对大学的知识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科学进入了大学，与人文平起平坐了。这里我想起—个故事。19世纪末，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进化理论，当时科学界的一位名土叫赫胥黎，把达尔文的理论普及化，影响极大。有一次赫胥黎在牛津大学演讲，许多打扮入时的漂亮女士都慕名而来，但当听到人是由猴子变来的时候，就有几位女士惊疑得昏倒了。 现代大学知识结构之转变，除了自然科学在大学教育里取得了重要地位之外，还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呢？第一，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1850年—1945年）这段时间中，社会科学这个新知识领域也成功地出现了。社会学之父孔德(A.Comte)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也引用了孔德这句话。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的，社会科学是研究人间社会的，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的一个新拓展。 第二，在现代大学中，专业学科大量扩张，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西方大学传统上有三种重要的专业，即神学、医学、法学。今天在大学中发展很快很重要的专业是什么呢？科技！就是“工科”。这对整个大学知识结构的冲击是相当大的。过去很多有名的古典大学，比如说剑桥，出了那么多著名的科学家，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是抵拒科技进入校园的。在剑桥，19世纪末叶之后，科学进去已经没有问题，可是科技就是进不去。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才成立邱吉尔学院，是以科技为主的。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在美国大学却很早就受到欢迎，比如MIT、加州理工学院等，成立都在百年以上。 第三，20世纪现代大学另一重要的发展是商学。尤其近年在知识经济的观念推动下，商学更成为大学的宠儿了。商学院办得最早的是哈佛。当时美国一位很懂大学、也是创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佛兰斯纳(Flexner)就说：“这很不像样，大学怎么设商学院？”像佛兰斯纳那么有眼光的人也会看走眼！时代不断在变，大学也不断在变，不能说今天大学如此，以后也一定如此。 现代大学中，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三个最主要的知识领域，然后就是专业学院的发展，这是今日研究型的综合大学的知识框架。传统大学的原型是以人文为中心的。剑桥大学有个很出名的小说家，也是很出名的科学家，叫斯诺(C.P.Snow)，他写书说剑桥出了问题，出现了两个文化，互不通气。就像一个分裂的人，这边是人文，那边是科学，中间是一道墙。斯诺批评人文学者根本不了解科学，却要反对科学。他提出的两个文化的问题，在当时剑桥产生了很大冲击。剑桥像利维斯等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就忍受不了，大肆反击。这个问题到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也一样引起争辩。实际上这是现代大学共同的问题。在现代大学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性是普遍存在的。其实，今天的现代大学中，除了科学、人文，还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性格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本身对科学与人文也有倚轻倚重。我是从事社会科学的，夹在当中，情况不顶好受。我比较倾向于人文。也许正因为此，“人文大讲堂”才会请我来演讲。不过话说回来，有点紧张性不一定是坏事，这种紧张性往往会产生创造性的思维。 现代大学的另外一个紧张性，是教学与研究之间的紧张性。这一点是特别针对教师讲的。中世纪大学基本上讲教学(teaching,learning)，而不是讲知识的创发。唐代文人韩愈《师说》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看看哪一样是创发知识的？都不是。教师的责任就是教学，而不是研究。西方以前也是如此，知识的传播、传递都是教学的事。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有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越来越重视知识的创发、推进，这是现代大学的性格。现代大学的教师就不止是教书了，教书也不一定是他最喜欢的东西。现在大学的教师每年必须要有著作发表，这是“研究”所要求的。对有些人来说，教书本来是人间一大乐事，现在除教学外还要研究，实在是很苦的。 现代大学，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就出现了问题。很多有名的教授只埋首研究、写论文，教书就让助教去做。助教可能用机器播一播教授的笔记，学生更聪明，他们不来听你机器里播的，而是用机器来收你机器里所播的。当然这个现象有点近乎笑话了。其实美国真正好的大学、好的教授都十分重视teaching。教学如果不受重视，那还能算是大学？但我们得承认，在现代大学里教学与研究之间的紧张性是存在的，因为大学变成了一个知识开发和发展的重要场所，大学的知性的倾向性越来越浓。哈佛大学的知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说，现代大学是一种“认知性的复合体(cognitive complex)”。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如此，它对于人文教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它根本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呢？19世纪之后，科学进入大学，大学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这些变化，一种新的“知识的典范”形成了。什么是新的知识的典范呢？什么才构成所谓的“知识”呢？一句话，是科学。科学成了知识的典范，科学对大学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