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4-0025-08 大学总是在执着地研究科学问题、解释社会现象、丰富并发展理性。正如赫钦斯所强调的：“任何社会都应有大学这样的机构，其目的是对社会的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1](pp.12-13)。经过近千年的日月流变、在巨大的挑战面前、在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背景里、在从“崇尚自我放逐”奔向“积极入世”的精神鼓舞、支配下，如今它不得不亲自、认真地打量自己，为自己找到充分、合理的存在依据和价值基础等行为、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根本问题就是存在的哲学基础问题。 高等教育到底为什么产生、昌盛，为何存在和发展，这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显然，大学与前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有所不同，但作为人类特殊现象的学校教育活动应该有共同的人类学基础。本文试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大学及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归依，并探讨高等教育价值观和质量观。 一、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两点论”及其不足 讨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必然关涉布鲁贝克对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总结。 （一）布鲁贝克“两点论” 布鲁贝克是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哲学家，他的理论观点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广为传诵。其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总结出高等教育存在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基础。布鲁贝克认为，“在二十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认识论哲学强调“学术的客观性”和“价值自由”，而政治论哲学强调“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这两种哲学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冲突不断，或此消彼长或“并驾齐驱”[1](pp.12-18)。显然，这两大基础的实践根源是高等教育的两大职能：即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中世纪时代并无教授与研究的区别。“研究学术，发明新理，实属当时学子思念所不及的事。是以从来模仿中世纪大学而设的欧洲诸大学，皆以教授专门学术为本务”，大学之外专设研究院(Academy)[2](p.102)。经过十四世纪后期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生活的原则从权威过渡到自由，在宗教范畴中的知识被放在科学系统中，大学形成了科学研究的自由空气和思想土壤。洪堡大学的创设，标志着高等教育职能的第一次转变：从教学转向重视科学研究。洪堡“把学科而不是学生放在他的概念的中心”[3](p.1)。学科而不是学生首先受到注意，他宣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化。前者并非为了后者而存在”[3](p.7)。从此，“研究性”成了大学的旗帜和美称。 1862年伟大的平民总统林肯先生签署《莫雷尔法案》，开始建立土地增予学院为农业和工艺服务。到了20世纪，美国经济对高等学校的服务职能有更高的要求。最早建立的增予学院之一威斯康新大学实施“威斯康新计划”(Wisconsin idea)使威斯康新大学成为“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地方”。“威斯康新计划”成为高等学校为社会服务的杰出代表、典范和象征，后来，人们把这种服务职能称为威斯康新思想。“威斯康新思想”的产生和扩散使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承载了服务站、动力站的职能。 （二）“两点论”的问题与可能产生的危害 高等教育存在的哲学基础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布鲁贝克总结出的“两点论”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理性观照，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但存在较为明显的理论“破绽”。 从本体论看。本体存在论的问题之一是“什么事物在第一意义上存在”。教育的第一意义上存在是人，“教育”原本是希腊词，源自孩子(pals)，也就是说，教育是与人同行的。教育作为新人的社会再生产方式，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带来了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的繁荣和社会角色的不断变迁。显然，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不是高等教育本体意义上的存在，如果那样的话，大学就会混同于古代的书院、现代的研究所和培训工场。从与此相关的目的论看，大学就会混同于古代的书院、现代的研究所和培训工场。从与此相关的目的论看，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书育人，学生、教学才是第一意义上的存在。伟大的教育家纽曼曾发出这样的提问：“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科学和哲学的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所大学要有学生？”[4](p.80)。纽曼的无疑而问提出了学校存在的首要哲学基础问题。没有了学生的大学还能称得上大学吗？ 从认识论看。在认识论上“两点论”有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认识论和政治论基础都是理性化的，是理性主义思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表现，忽视了学生存在及其情感等非理性的因素，遗忘了教育中人的主观性、情绪化、意志品质等主题。从根本上说，忘记了教育是对学生成长的一种承诺和有效干预。同时，在我们看来，理性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可靠的。有时理性根本无法反映真实、把握真理。西蒙因为“有限理性”说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色列经济学家丹尼尔·卡纳曼就通过心理实验研究证明了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有关经济决策的过程是理性的假设不能成立，并因此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