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制度创新需要急迫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制度创新。北大改革的意义不只是在于北大本身的改革，它对于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具有象征性和导向性的意义；北大改革也不仅仅是要革新人事制度，短期的改革更需要着眼于长期的制度设计。 一、变“政府管制”为“大学竞争” 大学制度创新，要解决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大学过于由政府主导，大学之间没有实现充分的竞争。政府要面对所有的大学，就只能设立统一的规则、标准，用管三流大学的办法来管一流大学，或用一流大学的标准来衡量三流大学。结果是所有的大学都向同一个标准收敛。例如，教授本来是大学的职位，大学水平不同，选聘教授的标准也应该不同，不应该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博士学位也应是大学授予的学位，而不应是政府授予的学位。在现有的大学管理体制下，教授职位和博士学位是通用的，大学之间缺乏真正有效率的竞争，缺乏创造知识、追求卓越的竞争。几乎所有的竞争都变成了向政府争资源、争名额、拉关系等等这样一些不健康的竞争行为。政府的资源是通过行政系统分配的，大学的资源是大学行政部门争来的，政府对大学的管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失衡，行政人员权力过大。 当然，政府对大学过度管制的问题并非中国特有，欧洲国家也存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严重。大学本身起源于欧洲，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为什么过去一百年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的大学把欧洲的大学远远甩在后面，成了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主要原因就在于，欧洲国家的政府对大学的严格的管制导致大学之间缺少竞争；而美国实行的是高度竞争的大学体制。大学之间的竞争使得每个大学都必须努力吸引优秀人才，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在一流的大学找到工作，水平越高的学者得到的待遇也越高，学术水平自然就会提高。而政府过度的管制必然导致大学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对大学提出的需求。 北大的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主要在于它对我们整个高等教育有着很强的象征性和导向性意义。任何一个大学没有办法只靠自己成功，北大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鹤立鸡群，如果10年之后仍然鹤立鸡群，北大的改革是失败的，北大改革的成功，意味着在后面紧追北大的应该有十几二十几所大学和北大竞争，使北大每天都在提心吊胆，这样才能使北大保持必须永远往前走的动力。我们现在有1000多所大学，北大、清华在其中可以说是鹤立鸡群，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表现。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有1000多所大学，其不相上下的一流大学，至少应该有10至20所。几十所大学不相上下，或者至少在不同的专业务有优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充分的竞争。这种竞争对于推动学术进步，推动整个社会、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加快大学发展通常的办法是集中一些资金，加大投入。然而，如果不能形成大学充分的竞争格局，投入再多，可能都是在浪费资金。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讲，体制改革和大学制度创新比投入多少资金都要紧迫得多。我们现在应该向体制要效益。即使在现有的投入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把大学的体制真正理顺，不断创新大学制度，从而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学术市场，中国大学的潜力就不只是一倍两倍的问题。 二、变“内部市场”为“外部市场” 大学制度创新要解决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大学内部制度创新的问题。我们现在大学的内部治理，可以归结为一种学术上的“家族体制”。这是最彻底的“内部市场”体制：本校毕业生留校当教员，教员先从助教（或讲师）开始，然后一级一级提拔，直到正教授，然后工作到退休；新老教员之间通常是来自在现在体制的师生关系，同龄教员之间是师兄弟关系，整个院系像一个大家庭。在这种家族体制下，造成现行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教员队伍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走，没有淘汰；职务晋升以内部提升为主，缺乏外部竞争压力；职务晋升标准过分注重候选人论文数量和申请者之间的相对水平，过分注重内部平衡，过多地考虑了资历的因素，而对论文质量水准和候选人在全国学界的地位注意不够；部分院系新教员招聘近亲繁殖严重，博士生“自产自销”比例过大，等等，这些都不利于活跃学术气氛和鼓励学术创新。 事实上，自古以来学术界都是以外部市场为主，内部市场为辅。在西方，企业用人多是内部市场为主，外部市场为辅，但大学正好相反。在欧美国家，所有教职岗位的空缺都向外开放，如果不通过登广告的方式公开招聘，将被视为违法。即使某个院系或教授已经有了自己中意的后选人，也只能通过对申请人资格的特殊要求或面试来保证自己所希望的候选人入选，做到形式上不违法。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是由学术市场和大学的特点决定的。 首先，没有外部市场，就难以有知识创新。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授和创造知识。对研究型大学而言，创造知识是首要的任务。教员要创造知识，教员之间就必须能够平等地讨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教员是另一个教员的老师，甚至老师的老师，要让后者挑战前者的权威常常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家族式学院里，人们之间的客气多过争论，创新很容易被窒息。老师通常不期望学生与自己的观点相左，学生满足老师期望的最好办法是不反对自己的老师。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要达到像老师一样的水平都很难。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学里很少有学生超过老师的，祖师爷的权威永远无人能挑战。一个人如果到四五十岁仍然不能在学术成就上超过老师，那不仅是学生的悲哀，也是老师的悲哀。西方的学者之所以能青出于蓝胜于蓝，是因为他们不在老师的身边，享有更大的学术自由。而这只能在外部市场为主时达到。另外，科学创新常常源于不同思想火花的撞击，这在学术同事来自不同的门派时最有可能发生。同一老师教出的学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雷同，他们之间很难有思想火花的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