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3)04-0017-06 一、应对大众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迫切课题 2002年底，我国各类高等学校在学的学生人数为1600万，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15%，进入了大众化阶段。[1] 与此同时，报刊和网站上频频出现的却是“北京大学今年招生不设专业，只分文理，意在培养‘通才’”云云。似乎专业人才已经过时，“通才”才符合潮流。同时，我们看到“高等学校排行榜”特别引人注目，议论纷纷，各校似乎也在跟着这个指挥棒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步伐，以便早日跻身先进行列。而“排行榜”的指标又多是：院士多少、重点学科多少、奖项多少、高考状元多少之类，于是学校间“挖”人成风，“抢”生源竞争激烈……且不说这种舆论鼓吹是否完全符合实际，我总感到，舆论界和高等教育界的这种态势与我国正在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多么不协调。 诚然，自从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发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号召以后，不仅北大、清华，很多重点大学也提出了冲刺“世界一流”、“国际知名”、“世界先进水平”等名目不同的奋斗目标。这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一条亮丽的风景线，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水平“质”的提升。我们的舆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与要求，好像这就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主要方向。但是，另一方面，从1999年实施高等学校“扩招”以后，大学生人数急剧增长，毛入学率从1995年的7.2%迅速上升到15%，七年之内翻了一番多。这当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进展，也是一种质的提升。然而除了“扩招”以后的办学条件、教学质量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问题引起较多的议论以外，舆论界和高教界对于如何应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大众化会给高等教育带来哪些问题和影响，似乎没有给以足够注意，也没有开展多少讨论。 其实，从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决不比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来得小。如果说，对于建设学术型的一流精英大学，我们多少还有些章法可以遵循，有些榜样可以借鉴，而且我们自己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尽管建设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那么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稳定、有序地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趋近普及化，对我们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可循。我国很快将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而我们的经济还相对落后，发展很不平衡，农民仍占人口的大多数。在这样一个国家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一定很多，很难，很复杂。比如，教育资金、教育观念、合格生源、师资队伍、培养模式、教学条件、适当就业等问题，都需要根据现实国情采取恰当的措施，逐一加以解决。这不仅涉及教育本身，而且和国家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发展有关。我们正在稳步扩大招生规模，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将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将越来越显露，越来越突出。我们的舆论界和教育界应当更多地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引起广泛的讨论，以便预见并妥善、有力地去解决面对的许多问题。 1999年“扩招”开始时，潘懋元就预见并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若干重要问题[2]，胡建华还做了对策分析[3]，但是后来未见有太多的响应。最近朱九思提出了当前高等教育“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4]，其实也是就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需要注意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本文也打算就此发表一些看法，旨在引起更多的讨论。 二、过分一律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顽症 我国高等教育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束缚，再加上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和“读书做官”的文化传统的长期影响，“过分一律”一直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顽症，也是当前继续推进大众化的最大障碍。这“过分一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高等教育结构上 高等教育的结构可分层次、科类、形式、地区、管理隶属[5]，以及办学主体和服务面向等。我国高等教育一直主要由国家包办，只是近年来才有一些“社会力量”办学的机构，办学主体单一。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极大地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办学形式也很一律，主要是全日制的学历教育，远程教育和业余教育还不发达，同样限制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在办学层次上，盲目追求高层次[5]，专科层次的学校和专科生很少，他们还大都按照本科模式进行教学，成为本科的“浓缩”[6]。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7]，这种状况是既缺乏横向多样化，又没有纵向多样化。 二，在培养目标上 由于计划体制下国家实行对大学生“包下来”的办法，“出了大学门，就是国家人”，再加上中国“读书做官”古老传统的影响，实际上把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窄化为培养“国家干部”、“社会精英”。高等学校既要按照这种要求组织教学过程，开展教学活动，同时这种目标也成了学生及其家长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期待。这样，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出路变成狭隘的“独木桥”。这既扭曲了高等教育的任务，也极大地约束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因为“国家干部”的人数相对说来是非常有限的。 三，在科类结构上 我国高等学校科类专业名称和设置过去完全由政府决定，后来放开了学校的专业设置自主权，但名称与口径划一。这种情况很不利于学校根据社会和经济需要，因地制宜，机动灵活，面向当地，办出特色。对于学术型大学，专业口径太窄当然不利于学生成长，但对职业性学校，有时专业口径大而无当，也会使教学无所适从。比如对一个盛产烟草、卷烟工业发达的地方，办一个“烟草专业”未尝不可，而笼统地合并到“食品专业”，反而难以安排教学。实践已经表明，这种统一的专业规定十分有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给学校以更多的自主权，甚至仿效美国，允许学生学“个人专业”[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