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4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3)06-0113-04 一、非线性效益的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国内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在布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与合并。目前，大规模的高校合并基本告一段落，合并后的效益已经初见端倪。我们通常说的效益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常见的线性效应所导致的效益，二是非线性效应所导致的效益。如果因果关系明确，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呈现一定比例关系，则称这种现象表现为线性特征，又可以称为线性效应。线性效应决定了合并后的一部分效益表现出线性特征。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不呈现比例关系，不能满足持续性特征以及线性特征，甚至利用常规逻辑难以解释其变化结果，则称这种现象表现为非线性特征，又可以称为非线性效应。非线性效应可以导致一部分效益也呈现非线性特征，这部分呈现非线性特征的效益可称为非线性效益。在目前关于高校合并的研究中，有关非线性效益的讨论尚属鲜见。 高校合并既涉及高校自身，也涉及社会环境；既存在学科专业的整合，也存在人财物等资源的整合，是一个系统工程。高校合并过程存在许多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过程，或者说存在许多非线性过程，这就决定了合并过程中必然存在非线性效应。系统科学认为，非线性效应一般包括如下特征：“滞后效应、指数放大效应、共振效应、临届慢化效应、跳跃（间断）效应、多值响应特性等等。”[1]对高校合并这个系统工程而言，上述效应都程度不同的有所表现。从非线性的视角看待高校合并后的一些现象，对非线性效益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高校合并的基本规律，使一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在更加完整的层面上归纳高校合并后的综合效益，更好的评价、总结和完善近年来的高校合并过程，所以，对于高校合并这项公共政策的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高校合并后的非线性效益分析 （一）部分效益表现出滞后性 滞后效应是非线性效应的一种，是指一个系统出现回应的时间比人们按照常规预想的时间要晚一个时期的现象。由于受这种非线性效应的影响，高校合并后的部分效益也存在滞后效应。部分效益并不会随着高校的合并而立即全部表现出来，而是需要过上一个较长的时期甚至几年才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确切地说，部分效益的表现时间存在着滞后性，其实质性原因就是非线性效应引发的非线性效益。从高校合并的实践来看，几乎所有的合并高校都没有立即充分地体现出规模效益，正是这种非线性效益的表现。 实际上，高校合并是组织的一种再生过程，原有的资源排列体系被打破，新的资源排列体系的建立尚需时间，包括人、财、物、知识结构、组织文化、规章制度、职位职数、组织结构等实现组织目标所必须的各种资源需要重新整合才能够发挥作用。“当组织寻求成长的时候，其策略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复杂，这便会增加组织内部各单位的相互依赖性与协调整合的需求，进而必须重新设计组织结构以维持组织的绩效。”[2]这种整合与设计必然是一个复杂的价值分配过程，远远不是靠几份文件或几次会议就可以一蹴而就的，而且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诸多过程是典型的非线性系统，因此必然会产生滞后效应。滞后效应必然带来效益上的滞后性，或者说产生非线性效益。了解滞后效应，有助于克服急于求成的心理，避免对高校合并产生误解，在实际运作中循序渐进，稳妥积极地推动高教改革。 （二）部分效益将会产生指数放大效应 在混沌系统中，系统的长期行为对初始条件具有极强的敏感依赖性。初值输入上的微小差别，会在后来的运动中被不断放大，从而导致运动轨道的显著不同。这就是非线性效应之一的指数放大效应。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形容的就是这种效应。在指数放大效应中，每个初始量都孕育着一种特定价值取向的信息因子。混沌系统一旦选择了某个初值，便会沿着这初值所包含的特定轨道发展下去，产生的效果也将被成倍的放大。高校合并过程是打破旧的平衡，实现新的平衡的过程，所以具有混沌系统的特征。初始条件的选择对以后高校的发展起着一种巨大的决定作用，即指数放大效应会对合并后的效益产生巨大的影响。合并是所有学校又一次发展过程的开始，面临又一次初始条件的选择。初值输入得当，高校合并后的良性效益会成指数倍数地放大。从而步入一个快速增长的良性轨道。反之不能排除步入加速衰败过程的可能。一个合适的发展战略，包括学科建设，组织发展，人才梯队建设，培养目标的定位、组织机构设置等，能够使合并后高校的规模效益通过指数放大效应很好的体现出来。如果选择不当，比如，把高校的合并当作换汤不换药的一种手段，或者纯粹为了报表上的数字而合并，缺乏实质上的创新过程，甚至当作高校之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则很可能就此衰败下去。从高校合并后几年的实践来看，绝大部分高校选择了正确的初始条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取得了可观的初步收益。也有个别学校由于初始条件选择失误而走了一段弯路，甚至加快了步入衰败的步伐。由此可以认为，合并为高校进行初始条件的选择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机会，也为高校合并后的一部分效益产生“指数放大效应”提供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