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时候说，青年黑格派只是把现实世界的冲突视为哲学批判的对象，而没有认识到哲学本身也属于这个世界，它是这个世界的理念性表述和补充，因此，他们的批判只能是抽象的，最多获得“纯理论的解放”。而政治上的解放则要求“否定现存的哲学，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1〕马克思认为， 如果不根据实证科学来构想恰当的批判，而根据他那个时代哲学的虚妄需要来构想批判的话，就会遇到困难。自然科学的辉煌便证明这一点，它不是虚妄的构想，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并且正是在社会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真理性。因此，人们在进行正确批判时，必须要保证其所进行的批判与哲学相比具有科学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根据他的实践概念否定了传统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马克思把他的科学形式的批判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批判区别开来，他把这种“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解释为劳动；物质生产成了他分析人的行为的基本模型。 哈贝马斯认为在马克思的这种科学形式的批判中，实践被还原为技术，技术被解释为实践。这样一来，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提高到社会劳动的地位。而社会劳动表明：只有在一定机构介入的条件下，人才进行生产活动；生产力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才对自然产生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即便是人类的繁衍活动最初也是根据物质生活条件的再生产进行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社会现象都必须在其物质的（经济的）框架中来进行解释。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表述得很清楚：“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 可是另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十分明显地超出了他前面所论述的范畴框架。他的经济分析就其本质来说，包括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两个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本质是“批判的”，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必定要产生的危机的分析，同时也是经验科学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批判意识。只要通过一个自觉的过程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它便能付诸实践。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那里还原主义的倾向，即他理论上自觉的科学主义同他具体的社会研究中的辩证法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无法解决的不和谐。 哈贝马斯认为，自从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似乎只注意马克思著作中的科学方面而取消了上面所说的马克思的双重意义。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种普遍的本体论，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便可以预言和控制社会进程。思维依赖于物质的特殊结果是意识形态失去了它同批判和解放的内在联系，而这正是马克思以前所坚持的。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被当成一种决定性的科学来使用，好象社会主义发展的“固有规律”就可以在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尚未形成之前便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之中。 早在二十年代的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不断合理化的现代生活时提出了一个主要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传统社会制度框架产生了各种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经济活动、个人权利以及官僚统治的扩大，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人类生活方式的文明化，管理的官僚化和官僚主义统治的加强，传统受到过度的贬斥，世界正在不断地世俗化。韦伯试图用“合理化”概念来综合性地把握这些影响，尽管他的“合理化”的概念有许多不清之处，他仍然坚持认为上述的各种倾向是不可逆转的：现代的人命中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服从的茧壳中”，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导致官僚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韦伯的结论对于具有科学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挑战。在二十年代初期，卢卡奇为了回应这种挑战，试图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把对合理化进程和官僚化进程的分析统一起来。他把合理化重新解释为“意识的物化”，并且把这一“意识的物化”归因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分析的“商品崇拜主义”，因此，合理化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形式普遍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内部崩溃最终会产生克服意识物化的客观可能性。这样，韦伯的悲观主义就站不住脚了。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崇拜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他的这一看法，法兰克福学派在三十年代初期虽然也有过，但是其侧重点明显不同。他们虽然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基本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怀疑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不仅创造出改变社会的客观条件，而且会创造出改变社会的主观条件。因此，迫切地需要引进被“机械”唯物论所忽视的文化社会学来填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革命理论之间的一段空白。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已不再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不断加强；制度不断地合理化和官僚化；科学与技术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意识的“物化”已成为社会形态的特性等；因而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分析要求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