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技术时代”是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常用到的一个术语，意指肇端于17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以科技的迅速发展为标志的人类社会发展时期。“技术时代”是人类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时期，又是人类遭遇许多未曾料到的技术负面影响的时期，如果说人类生态环境的被破坏是这种负面影响的客体表现的话，那么人的生命物化则是这种负面影响的主体表现，而且尤以后者给人最直接、最深切的痛苦。 人的生命物化即指人生命所包含的自然（物欲）与精神之间原有平衡的被破坏，人的精神受制于人的物欲以及人的精神的被拒斥，被压抑直至丧失，物欲与精神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具体表现在： （1）物成为人生命活动的唯一目的。 康德曾指出：“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使用的。我们必须在一切行动中，不管这种行动是对他自己的，还是对其他理性动物的，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1〕。然而技术时代物质财富成为人们行动的唯一目的， 人只不过是物质财富的手段或工具。为了物，人们终日忙碌，栖栖惶惶，牺牲其它种种需要，陷入“西叙福斯”式的对物漫无止境的苦苦追逐中。于是，人和物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不是物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人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物而存在，“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2〕虽然对物的追求早在文明时代以来就成为人“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但只有在大功率机器产生带来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利润成为生产唯一目的的技术时代，人们对物的追求才变得如此突出、如此狂热，以致作为目的本身的人则逐出人的活动之外。“一旦物质的东西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价值位置时，他本人也就变成了其占有物的一部分”〔3〕。 技术时代的人不过是物的表征，而不再是他自身。 （2）物成为人至高无上的主宰。 技术时代，人视自己为自然的主宰和中心，自然是人征服与支配的对象，然而就是这个征服与支配自然的主人，实质却又受制于自身物欲即自然方面。他的属人的东西隶属于他的动物的东西，精神让位于物欲，物成了精神的主宰。这种主宰甚至渗入到精神内部，导致精神本身的物化、功利化。“万物有灵论使客观精神化，而工业主义则使人的精神客观化”〔4〕。人的精神凡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部分， 如所谓“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因其有用而受到关注，获得充分发展。反之，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部分，如形而上的沉思，信仰以及艺术情感等则被视作无用而遭拒斥宰制，终至枯萎退化。“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人精神中居主宰地位，几乎成了人精神的等价物。人因其能动自觉的精神创造出物，但当精神要超出仅作为“物种生存的手段”的局限而进行自我发展时，物却反过来奴役、宰制着精神，限制精神的自我发展。 人生命物化导致一系列恶果，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二是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原本是多维的、丰富多彩的。不仅有科学的关系，还有艺术的，宗教的关系；不仅有功利的关系，还有非功利的关系。作为前者，我们把自然界作为我们的对象，进行变革和改造；作为后者，我们把自然界当作我们的朋友和母亲，分享我们的爱与崇敬。人与自然诸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使人与自然在总体上保持着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由于人是主动的，自由自主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当人自身包含的自然与精神之间处于平衡和谐状态时，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亦处于平衡和谐状态，然一旦人自身所包含的自然与精神之间平衡被破坏，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就会恶化。人的生命物化使人成为自然的人，充满物欲的人，他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只剩下赤裸裸的物欲的关系。为了满足这种无止境、日益扩大的物欲，人不断向大自然索取和掠夺，人的精神世界的萎缩退化又使得人对自然不再依恋，自然不再是人类的朋友和母亲，因而失去了人的精神的看护和保护。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认为“谁压迫自然，使之降为可利用耗尽的东西，谁就达不到爱，达不到与世界的‘美好的统一’”〔5〕。 人对自然精神依恋的丧失，加剧了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与破坏，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与自然的隔膜。这一恶性循环终造成我们今天惊人的生态恶化。罗马俱乐部曾明确指出：生态危机也是人内部危机的表现之一。人的这种内部危机在我们看来就是人生命的物化，正是人内在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失衡导致了人与外在自然的失衡。 人生命物化还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个体生命出现一系列危机，其次这种危机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本是自然与精神的统一体，生命物化使人的自然方面急剧膨胀，精神方面日渐匮乏，统一体失去平衡。况且，人对物越来越过度的追求使得人生活节奏加快，精神日益紧张，于是生出种种心理疾病。人生命本身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和重建这种失去的平衡，激起种种反抗与调节，这种反抗与调节又很可能转化成一种社会破坏性行为。现代人精神空虚、孤独感、绝望感、无家可归感以及对生活的冷漠、焦虑不安、甚至自杀等等皆是这种心理病态的表现。而吸毒、酗酒、凶杀犯罪、行使暴力等心理渲泄则对社会形成了直接的破坏。西方一些思想家研究表明：这种种社会问题的产生与现代文明人的物欲膨胀、精神匮乏有关。斯里兰卡在50年代受到西方现代化影响最大的时候，也是杀人犯罪急剧上升的最快时期。并且在日本，在中国和非洲，犯罪率也随同现代化发展而上升〔6〕。1995 年北京纪念“世界精神卫生日”，专家们在座谈会上指出：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的精神疾病患者呈上升趋势”〔7〕。 因此有人得出结论“越是物质条件优越的社会，精神上的不稳定和不满程度反而越大”〔8〕。 “所有的资料数字都证实了，自杀不是由物质贫困造成的。最贫穷的国家，自杀的现象往往最少”〔9〕。故西方有识之士预言， 人的心理疾病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最大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