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并不是一个哲学流派， 也不是一种外延分明、内涵具体的当代思潮，更不是20世纪的西方学者苦思出来的理论体系，而仅仅是一些存异求同的学者从当代芜然庞杂的理论观点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这些共同倾向在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和其他领域主要表现为：对主体主义传统的批判，对工具理性主义的反拨，对终极价值目标的存疑，对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消解。“游戏”（play）不仅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共同语汇，而且成了他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甚至成了一种四处蔓延的文化精神。 “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 而是相对于“现代性”（Modernity）和“前现代性”（pre—Modernity）而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美国学者伯恩斯坦（R.Bernstein）曾做过不甚全面但不失真实的概括：“所谓后现代性的特征是：否定、解构、怀疑和揭露的不断更新的游戏精神”〔28〕。“现代”一词源于拉丁文的modernus，早在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就已出现并被用来表示随着基督教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新的文化潮流和生活态度。从时间意义上讲，史学家们一般把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视为“现代”的真正开端，高扬主体主义旗帜，倡导理性主义精神，尊崇科学主义权威成了“现代”的重要标志。美国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对“现代”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现代’这个词意味着人的意向是要操纵世界和他自己，虽然这种意向能否成为事实是另一回事。……现代人假设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变为科技问题，如果现今科技尚未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发明一些新科技。”〔29〕 “后现代主义”既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也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甚至是“现代主义”的极端化的产物。如果我们不是人为地割断历史的联系，而是以客观的态度去对待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转向，我们就应当承认一个在时代流变中隐含着的事实：“后现代主义”的许多问题无不以萌芽的形式潜存在“前现代”和“现代”的争论之中。从尼采、福柯、德里达这些常被人们视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家身上，我们常常能发现一种在破坏传统中依恋传统的倾向，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知识或文化的考古”保持着强烈的兴趣，而且是因为他们常在语源学的追溯中流露出对古希腊文化语汇的偏爱。从这种意义上并且仅仅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每每在对现代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中表现出对古代希腊传统的尊重，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希腊精神的真正传人。就此而言，“后现代主义”恰恰最具有抹不掉的古老色彩。 那么，人们是在何种意义上将德里达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呢？ 德里达之所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首先是因为他力图消解现代主义所依托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制造的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德里达所使用的方法常被称为解构方法，他的理论也因此被人称为解构主义。实际上，“解构”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哲学策略。德里达在谈到这种策略时明确指出，“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消解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颠倒那个等级关系”〔30〕。但是，德里达所说的解构远不只是对这种对立双方的等级关系的颠倒，而是“通过双重的姿态、双重的科学、双重的写作来实施对传统对立的颠倒，并对该系统进行全面置换。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解构才会提供在它批评的对立的领域里进行调和的手段，而这个对立的领域也是一个充满非散漫的力量的领域”〔31〕。 因此，现在剩下的问题显然是：如何对充满传统对立的系统进行全面置换？按照德里达的意图，解构一方面意味着突破原有的系统，打开其封闭的结构，排除其本源和中心，消除其二元对立，另一方面意味着将瓦解后的系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外看看它隐含了什么，排除了什么，然后将原有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它们相互交叉、相互重叠，从而产生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网络。德里达把这种解构活动称作“旧语移植活动”，即在保留旧名称的同时将新的意义移植进去。如果我们以解构的方式去阅读原有的文本，就会发现原有文本的界限已不复存在，而成了向我们无限开放，向其他文本无限开放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不断涌出，外面的东西不断进来对原有的东西进行替补。从这种意义上讲，每一次解构都出新意，并且这种新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与其他可能的文本的相互交织中组成“意指链”（Chain de Signification）。意义无规则、无固定方向地“撒播”在解构了的文本之间。但撒播本身不是意义，而是“意义的种植”。解构证明了意义的不断生成性，也证明文本的非自足性和无限开放性。 从德里达的一些让人费解的语言中不难看出，解构理论所针对的恰恰是传统形而上学所固守的这样一种立场：文本和意义都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写作就是制造意义的结构，阅读则是把握作者的原意。在德里达看来，写作恰恰是一种制造痕迹的游戏活动，它使文本成了没有固定中心、没有封闭结构、没有超验所指的开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因素散漫无序，但又相互参照、相互替补、互为“痕迹”。正是这一点使文本的意义无限拓展，使阅读和理解成了一种消解传统的二元对立，暴露和补充所指方面的不足的自由活动。就此而论，“解构”并非完全消灭原有的东西，而是在拆散原有的东西的基础上用新的东西去替补原有的各种因素并使之附着于原有的东西之上，从而使文本成了变动不居和不可穷尽的意义之网，也正是这一点使批评家成了无限文本的无限创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