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哲学这个称谓的含义颇为含糊，许多人认为“后现代”这个词表示的是一个特定时期或阶段。笔者以为“后现代”应该是一种可以表示具有几个方面思想特征的理论态度。这是因为同一个人在此方面可能是前现代主义者，在彼方面可能是现代主义者，而在其他方面可能是后现代主义者。显然，后现代主义哲学指的是对发轫于笛卡尔并把人在哲学中的地位当作哲学中心问题的现代哲学作了批判和超越的哲学。其目的是从多元文化角度通过对传统和现代哲学作番梳理和综合扬弃工作，来寻找西方文化的精神家园。 在谈及自己对康德的近代哲学观的看法时，福柯认为，我们与其把现代性看作一个介于前现代与后现代的时代，还不如看作一种态度，一种总是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现代态度所伴随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弄清楚现代性态度（自从形成时起）如何发现自身正在与“反现代性态度”作斗争，那将更为有益。福柯的界定不无道理，因为区分一个个阶段或时期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现代主义做法。海德格尔也曾敏锐地批评现代人在毫无理解的盲目情况下把自己所处的时代定义为最后的时期。 在《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指责当代法国哲学家们采纳了一种不恰当的后现代立场，即它隐匿了一种向前现代返回的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怀旧。利奥塔辩驳了哈贝马斯把前现代与后现代混为一谈的做法，并认为后现代主义既不是对前现代的重复，也不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本身固有的一个要素，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任何想要超越现代主义的人都处于现代主义内部。 对于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之间的争论，福柯基本上保持中立。一方面，福柯以思想家的立场从现代的变为后现代的（而非前现代的）这个事实说明了思想家对现代的抵制并不具有怀旧心态。另一方面，福柯也觉得利奥塔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为福柯不想给人造成理性和启蒙的敌人这个印象，尽管福柯也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认为人们无力思考“巨大的非思”，从而有悖于笛卡尔和启蒙传统所持的思考必定有效和澄明这一观点。在这里，福柯把制约思想的各种要素和条件都称作“非思”，并认为，隐藏在知识的获得和交往背后的非思，并不是某种哈贝马斯所说的单一的先天交往，而是渗透于知识中的权力，权力是知识的非思。当然，思考非思的方法也不是单一的、确定的。 在《词与物》中，福柯把在人们既追求外部知识又探寻自身知识这个尝试背后思考非思的设想当作现代哲学的最显著特征。就福柯悬置了现代思想一贯研究的“人”这个对象并进而宣告“人之死”而言，福柯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尽管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在这部扛鼎之作中，福柯指出，为了把现代思想从现代哲学所陷于的人类学沉睡中唤醒，为了把思想召回到其最早发端时所具有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消解作为人类思想的主导范畴的“人”。随着作为哲学人类学核心的人的消失，语言开始凸现出来，并取代了以往由“人”占据的位置。福柯的“人之死”主要是指人们不再信仰一个至高无上的、先验的、超历史的主体。实际上，福柯对现代“人”的批判是对另一个上帝的概念化进行批判，因为“人”杀死上帝，旨在取而代之。“人之死”这个短语不仅表明现代知识重心发生了深刻变化（即已经颠覆了人和主体曾经占据并作为现代思想主要焦点的中心地位），而且还对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发出了挑战；倘若我们能摘除套在头上的现代性的假面具，摒弃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标志的种种身份特征，真正来个脱胎换骨，那么，这就意味着“现代人之死”。或者说，作为现代思想的范式对象的人消失了。 在福柯那里，与“人之死”的论题联系在一起的是“文本的作者之死”。尼采曾告诫我们不要把作品与其作者混为一谈，认为当作品撰写完毕推向公众时，作者必须三缄其口。福柯著有《何谓作者？》一文，对“作者”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了专门考察。他认为作者的作用就是描述某些话语在社会内的存在、传播和运作，并主张文本的作者不明对作品创造不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倾向于被来去匆匆的个人活动所吸引，作者名字会使读者们想当然和先入为主地阅读作品，从而使读者丧失鉴别力、判断力和批判力。福柯渴望自己所写的东西能被读者们以挑剔的眼光审视并作出价值评判。显然，福柯在对文本进行内部结构分析时，在对写作心理和传统参照系作限定时，对主体的绝对本性和创造作用提出了怀疑，并把主体及其作用消解到话语及其规则中去了。尽管在《书写语言学》和《书写与差异》中，德里达也认为作为第一主体的作者应在写作体系中消失并把写作主体当作社会、历史和心理的关系体系，但是德里达拒绝接受福柯所谓的与当代认识型相伴生的“人之死”，而是谈论在“出场形而上学”内部“人的界限”。因此，这是两种目的一样但角度不一的解决作者问题的方法。 在现时代，与人的观念携手并进的是“连续的历史”观念。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福柯创造了一种“无历史的历史”。实际上，这主要是就福柯强调历史的间断性并批判历史的进步性和先验性而言的。因为“历史观念”不仅是“人的存在”的基础，而且还是“进步观念”的基础。福柯不仅不承认历史的进步，而且也不主张历史的怀旧。这是因为如果导源于启蒙运动的进步元叙事消失了，那么，后现代主义思想就感觉不到任何怀旧了。稍加留意，我们便可发现：能够不带任何怀旧心情而思考，这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们得以超越那个始终依恋“在”并渴望回到前古希腊之“在”的海德格尔的主要原因。按照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我们便可推断：如果人类不存在必然的历史进步，那么，我们可以料到后现代主义不能并且不会象现代主义那样标榜自己比以前的一切更美好、更进步和更切实可行。 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是人类思想的制作者、传播者。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知识分子作了特殊的限定。经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间接洗礼，福柯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再是指导群众和批判意识形态的内容，不再是全人类的良心和代言人，而是向社会提供分析工具。能起这种特殊作用的知识分子，福柯称之为与“普遍知识分子”相对立的“特殊分子”，其代表人物如R·奥本海默。在1980年4月6～7日与他人的对话中，福柯更是尖刻地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异，因为他从未遇到过知识分子，他所遇到的只是具有特殊职业的人、许多谈论“知识分子”的人。德勒兹在与福柯讨论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知识分子不再是主体、起代表和表率作用的意识，存在的只是理论行动。而利奥塔在《知识分子的陵墓》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断言：那些旨在为追求抽象和道德真理并作为人类代言人而发表言论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可见，以福柯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在否认近现代理性主体的先验的绝对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在否认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连续性、统一性和封闭性的同时，也否认了知识分子的作为全人类喉舌和良知的绝对和普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