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西方社会影响巨大，涉及范围极为广阔的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都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和重视。然而，有趣的是，人们对它谈论得越多，就越发对它没有统一的看法。也许这正符合所谓后现代的特点。但无论赞赏还是反对或厌恶，人们一般似乎容易把后现代视为西方文化一种痛苦畸形的表达。“调侃”、“宣泄”、“消解”、“嘲弄”、“反讽”、“焦虑”、“无聊”、“荒诞”、“自戕”、“不确定”、“非原则”、“卑琐”等词语成了人们描写后现代的常用词语。 但在描写后现代的常用词语中，“批判”似乎并不居于前列，有时甚至难以找到。似乎作为一种开西方文化风气的思潮，后现代并不以批判为其主要特征；似乎后现代只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游戏或“狂欢”，“没一点正经”。 然而，只要我们对公认的后现代代表思想家的工作有稍微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就会清楚地发现，批判构成了后现代的本质特征。后现代实质上是西方文化对自身的一些基本信念以及围绕这些信念形成的种种文化现象和制度的批判。后现代引起的关注和震动的深度与广度正说明了它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对后现代的批判有所理解和把握，我们才能对后现代本身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可惜这正是目前在我国的后现代研究中最缺乏的。本文的目的即在于简要地阐明后现代批判的主要特征，以引起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注意。 在西方思想史上，后现代并非批判的始作俑者。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广泛的文化批判运动。而康德的批判哲学更是将启蒙运动开始的批判引向哲学的纵深。无论是启蒙运动的批判还是“批判哲学”的批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普遍真理的名义，对“实在”作出种种具有普遍客观性的宣告。批判者——主体则处于一个全知的真理掌握者的特权地位。 后现代的批判则截然不同。不仅不同，而且正是对这种批判模式的批判。因为前一种批判模式正是后现代所要反省与批判的西方文化的一些基本信念的典型体现。后现代批判与古典批判的截然不同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其本身批判立场的彻底性。 无论从哪方面——彻底性、原创性或深刻性——来看，后现代批判都应始于尼采。在被许多后现代思想家视为经典的《道德谱系学》一书中，尼采通过对诸如“善”、“恶”、“罪”这些道德概念、“坏良心”的现象以及“禁欲理想”的谱系学的研究分析，导致对他称之为“真理意志”的批判。他认为他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对真理意志进行批判，确切地说，要对真理的价值表示异议。在《超越善恶》一书中，他耐人寻味地问道：“我们为什么要‘真理’？……假定我们要真理：为什么倒不要非真理？不确定性？甚至无知？”〔10〕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尼采将真理意志定义为“本质上是一种解释的艺术。”〔11〕这样，通过将真理和理性作为批判对象，尼采的谱系学概念或方法实际上是对康德批判哲学的回应和重写。它实际上批判了康德将哲学建立为一种严密的、一般化的和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的企图。因为对尼采来说，传统的真理和理性的概念决不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批判的设想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如德勒兹所言，对真理意志的批判实际上“重写”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2〕，但同时它也批判了19世纪的科学实证主义和将确定的事实当做“真的东西”的实体的哲学。换言之，尼采的双重谱系学分析将批判指向康德批判中的“真理”（及真理意志）和19世纪的实证科学试图描述和操纵的“真实”世界。 不象支配康德的批判的逻辑和理性，也不象实证主义不断提及存在的“事实”，谱系学主要试图追索左右概念、行为和价值的种种条件。这些条件是历史的，而不是逻辑的推论，但它们同时与概念、行为和价值相关联而存在。尼采谱系学的方法和概念是对支配道德价值出现的种种条件和初看似乎是概念的自明部分——它们的“定义”的价值提出疑问。尼采自身的学术背景使他的谱系学很自然地将符号学和历史冶于一炉。如果科学如罗蒂所说是追索“（一般）原理和较特殊……命题间的推理系列”〔13〕，或如康德所做的那样，将非个人和普遍的原理应用于“真理”的定义，那么谱系学则打断了原理和例证间的因果区分。谱系学以一种类似索绪尔描述语言的种种“因素”的方式来描述概念和原理，始终能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关系分析，它们始终与它们自身之外的东西，它们出现的种种条件相关才有意义。这样，原理与例证的推理关系，一般概念与历史事实间的关系就混淆不清了。在讨论“惩罚”概念时，尼采论证道：“今天不可能确定地说为什么人们被惩罚：符号地浓缩了一个完整的过程的所有概念难以定义；只有没有历史的东西才是可定义的。”〔14〕这意味着真理和事实的普遍性开始成问题了。 尼采的谱系学也对概念的“真理”的非个人性和事实的“实在”的非个人性提出疑问。它认为应该根据它们的功能，根据手段与目的的图式，而不是实证主义的原因与结果的图式来表现现象。实证主义的那种图式必然要通过使原因成为句子的主语和事件的“动因”而将它们实体化。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批判因果性断定了一个在做、生效、生成后面虚假的存在者〔15〕。尼采虽然是从功能上来描述现象（作为行为、功效和现象本身的生成），但他是在一个权力与目的的斗争的架构内进行这种功能的分析的。这是一个功利的架构，因而不可能是“非个人的”。所以他的历史概念并不简单地包括实证的“事实”和“事件”。“事实”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解释”〔16〕。尼采的谱系学不仅试图研究人们发明价值判断的条件，这些条件决不是普遍的，而且也试图要研究将“客观性”与“事实性”赋予现象的判断，这种判断决不是非个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