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科学”的愿望和要求，大体说来是属于本世纪的。就象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一样，其明确的提法乃是较为晚近的。现代科学本身受到批评性的关注，可以被看作是这一运动的较为切近的背景；而这种批评性的关注本身，则是由于科学的“飞跃”发展（特别是物理学革命的巨大后果），由于社会生活的急剧动荡（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而得以凸现和巩固的。这两方面的后果，在核武器中得到了其集中的、直观的和惊人的表现；因此，在当代文献中，原子弹作为对现代科学之批评性反思的焦点和表征（尽管批评往往是在多方面、甚至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作出的），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此外，当代生活中日益深化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资源和人口问题等等，也有力地促成和强化了这种批评性的关注和反思。 无论我们对所谓“后现代科学”（以及一般的后现代主义）持何种态度，这一运动由以表现出来的问题本身却是重要的、无可规避的——不仅对于西方发达世界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我们目前的总体发展来说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关于现代科学的实际活动构成社会进步和文明保障之唯一基础的观念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的剧烈程度，可以从几乎所有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批评性文献中感受到。例如，1939年，贝尔纳发表了他的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它的第一个标题就是：“科学面临的挑战”。在该书的绪论中，贝尔纳不仅提到了反知识主义的抬头（索雷尔和柏格森的哲学），提到了一门“新的、科学的神秘宗教”正在建立起来（秦斯、爱丁顿、怀特海和霍尔丹的学说），提到了把科学融化到一般人文主义中去，亦即使科学人道化的要求（萨尔顿），而且还提到，在种种不同的观念及其争论中，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极端的问题：是否应该禁止科学〔5〕？ 也许从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时的很多人，包括科学事业的积极工作者和捍卫者，也不再认为科学及其社会价值是一个无需追问的主题了。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反对科学的具体成果，而且对科学思想本身的价值也表示怀疑”〔6〕。 这样的怀疑和追问在本世纪稍后的年代中并未止息。虽然大体说来，“现代性的”原则立场仍然支配着大多数人的观念，支配着人们基本的和主要的活动，但“后现代的”种种愿望和要求，却不断作为“异端”（用哈曼的富有表现力的说法——“后现代的异端”）涌现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气氛和背景中，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对科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现代性”的批评。这些批评的所指和内容往往是纷乱驳杂的；但其中确实包含着某种深刻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无法去详细讨论这些批评的具体内容；但作为一种多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也许可以举出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著名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如果我们同意大卫·格里芬对“后现代主义”的概括——“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那么，我认为，《展望二十一世纪》是与这种超越现代性的要求相契合的；而且，这两位当代人物的对话也许能比其他思想形式更好地表现它作为“情绪”而不是“共同教条”的一面。 尽管如此，“超越现代”的情绪仍然是经历了一系列发展的，并且其发展是为人们对问题的不断思想所伴随、所贯彻的。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超越现代”就不可能包含什么严肃的和深刻的东西。我相信，无论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其意义都是由此而得到真正体现的；只是对于后者来说，当“富有建设性”成为其目标的一部分时，它还自觉地要求着一个积极的内容和取向（至于其结果如何，还不是现在要讨论的）。因此，对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来说，“后现代科学”乃是对科学的一次“复活拯救”行动；它不是要摧毁科学或完全否定现代科学的意义，而是要通过对科学的现代性的批判来重建科学——一种新的科学。 然而，这种新的科学，后现代的科学，如何才能成为可能呢？ 很显然，这种可能性首先取决于一个否定的环节，亦即对现代科学或科学的现代性进行批判。我们观察到，把注意力集中于科学本身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在这方面确实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而且使问题集中在世界观上。批判特别地针对着科学之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如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实证论、客观论、现象论、移动论、感觉论等等；而所有批判，最后又汇聚于两个根本的哲学前提，即二元论和唯物论（按，指旧唯物论，以下不再注明）。这些批判，就论据的理论方面而言，并未提供什么特别新颖的东西；但是，由于这些批判本身较为独特的主观形式，由于它们提出问题和接近问题的方式特别地关乎科学的现代性，由于它们试图再度进入并瓦解那些依然顽强地生存和起作用的“现代范式”，所以这些批判乃是有价值的、意义重大的：它们不仅引人注目地构成着、下决心保持着、进而力图扭转当下世界观中活跃着的矛盾和张力（现代性及其否定），而且在关于评判现代科学这一主题的自身活动的范围内，使得外部的批判变成内部的批判，对结果的批判变成对前提的批判，对局部的、个别的观念的批判变成对整体范式或“文化精神”的批判。 其次，要谈到的乃是一个肯定的环节。对于上述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给出或建立某种“后现代科学”的初步基地、草拟的计划或可供选择的方案。这样的要求也出现了，而且人们还意识到，这种科学本身与多种草图中的形象设计是有区别的。如果要给出后现代科学的一些宽泛特征的话，那么，大体说来，主要的特征是：整体论和有机论。至于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生态学性质的、心灵学性质的；有一系列表象的说法，如“故事”、“神话”、“炼金术”；还有直截了当的泛灵论、泛经验论等等。无论形式如何，大概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用那些本质上更有机的和整体的假设来替代那些机械的和还原性的假设”。如果要从科学家那里寻找例证的话，我们愿意举出物理学象海森堡和心理学家马斯洛。就象前者意识到了经典物理学的哲学困境以及新物理学可能具有的世界观意义（特别是它对现代性的超越和向古老传统的回返）一样，后者在心理学领域中特别强调了事实和价值的融合，并且相当明确地把有机—整体论的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科学的’、脱离价值观的、机械形态的心理学”对置起来；就象前者由上述意识而谈到了自然语言概念与实在的直接联系一样，后者要求心理学的人本主义生物学基础，要求使科学能够达成一种所谓“道家的客观”〔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