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哲学界，“后现代主义”已成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但从迄今为止已发表的论著来看，似乎还没有一个人已对这个名词所指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作出令人信服的描述和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们在描绘这一思潮的肖像时，更多的不是思考和理解，而是想象与猜测。就我本人来说，我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一思潮及其一般特征提出全面的看法，况且，对这一思潮的一般特征作出全面概括的论著已是汗牛充栋的了。我只是想从从属于这一思潮的美国新实用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的见解来谈谈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蕴含的约定论特征，而这一特征却为一般的研究者所忽视。 在考察美国新实用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的见解之前，我们先得了解一下“约定论”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在英文中，conventionalism 这个词既可译为“约定论”，又可译为“约定主义”。它源自convention，而convention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contract，即契约或合同，指个人或团体之间共同承诺的条文；二是custom，即惯例或习俗，指在一定的人类群体中自然而然地形成起来的、不成文的但大家都共同遵守的习惯或风俗。这两方面的含义都反映在约定论这一术语中。从约定俗成的角度去解释一些哲学问题，如认识论中的感觉、观念等，这在古代哲学中已见端倪，但自觉地从哲学上提出约定论思想的则是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彭加勒。他认为，几何公理既不是先天的判断，也不是后天的真理，而只是一种约定，这种约定受到的唯一的限制是不要自相矛盾。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约定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詹姆士就说过：“事实上，真理基本上是靠一种信用制度存在下去的。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只要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就可以让它们成立；正好象银行钞票一样，只要没有谁拒绝接受它们，它们就可以流通。”〔1〕 这种约定论的思想在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那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讨论的都是假问题，应予拒斥，而以存在问题作为思索对象的本体论是从属于形而上学的，因而也应该从哲学研究中排除出去。这种见解在奎恩那里遭到了批判。美国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奎恩认为，维也纳学派在考察本体论时，没有把下面两种情况区分开来：一是传统本体论坚持的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比如柏拉图主义的本体论认为共相是实际存在的；二是当代分析哲学从语言和逻辑的层次上约定何物存在的问题。奎恩并不赞成传统的、柏拉图意义上的本体论，但他认为，在语言和逻辑的层次上蕴含的本体论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使我们完全拒绝讨论本体论问题，这个问题仍然不可避免地蕴含在我们的讨论中。所以，奎恩提出了“本体论约定”（ontological commitments）的口号。commitment 这个词既可译为“约定”，又可译为“许诺”，显然，在这里译为“约定”更能透显出奎恩哲学的约定论倾向。那么，对于一个陈述来说，它的“本体论约定”究竟约定哪些东西存在呢？奎恩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即“存在就是成为一个变项的值”（to be is to the value of a variable）。比如， “有些狗是白的”这一陈述可以改写为：至少存在着一些对象x，x是狗并且是白的。在这里，“是狗”和“是白的”均为谓词，它们与存在量词“有些”一起，指示出一个明确的值域，约束变项x只能在这个值域中取值。也只有在这个值域中，x的值才是存在的。奎恩强调，“在本体论方面，我们注意约束变项不是为了知道什么东西存在，而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或别人的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这几乎完全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而关于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则是另一个问题。”〔2〕这样一来， 本体论的研究就从对实际存在物的考察转变为对语言的考察，而真假本体论之争就被取消了，每一种本体论都获得了自己的存在权利，所不同的是，它们约定的存在物是各各不同的。奎恩的“本体论约定”的思想不仅在本体论讨论中提出了新的见解，而且把传统的实用主义的见解推进到一个更彻底的立场上。 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蒂也从约定论出发，对实用主义，特别是其真理观作出了更激进的解释：“信念是行为的习惯而不是表象实在的努力。根据这种信念观，一个信念之真，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的本身的存在方式的问题。根据这种真理观，关于主体与客体、现象与实在的认识论问题可以由政治问题，即关于为哪些团体目的、为何种需要而从事研究的问题，取而代之。”〔3〕传统哲学认为，真理与人类的需要和目的无关， 哲学家们是以静观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去思索一切哲学问题的，而在罗蒂看来，正是实用主义者改变了这种传统的思路，他们认为，根本就没有离开人的目的的实在，所谓“真理”实际上是人们在应付环境的一套信念。人们在接受一种见解时关心的并不是这种见解的真假，而是它与人们已接受的其他见解之间是否一致。从这样的观念出发，传统意义上的抽象的认识论也就被解构了，认识论也就转化为政治学，即转化为与某个团体认同的问题：信徒还是无神论者，农民还是地主，工人还是资本家，男人还是妇女，审美家还是商人。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目的，关键是理解这种目的，并使自己进入这种目的的约定和束缚之中。罗蒂把那种“想超越我们时空的有限性、走出人生‘纯粹约定’和偶然方面的柏拉图主义”〔4〕式的哲学称之为“小写的哲学”， 认为“小写的哲学”的兴起正是人类进入“后哲学文化”的一个标志。 美国新实用主义的约定论倾向显示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一特征启示我们：第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具有强烈的解构倾向。在传统哲学中，“实在”、“真理”都是核心概念，后现代主义把这些概念都解构了，从而把不同的哲学观念还原为对各种不同的信念的认同和约定。从一方面看，传统哲学的绝对性和抽象性被扬弃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也被破碎化了，它完全被下降为日常语言，或者换一种说法，消失在日常语言中了。第二，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多元的价值取向对抗传统和现代化所蕴含的一体化价值趋向。从一方面看，这为当代各种哲学文化观点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从另一方面看，哲学文化的批评机制也处于解体之中。既然一切信念系统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那么批评本身也就变得多余了。由此看来，相对主义乃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蕴含的一个结果。 约定论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人类交往关系的重大变化，人类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各种社会约定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人已经成了一种约定性的动物，现代人常说的“返回精神家园”实际上就是要返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种种约定中去。重视对约定论的探讨，并由此而返观整个哲学研究，我们一定会引申出一些新的想法，至少能部分地消解我们在哲学研究上常常持有的抽象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