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础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基本图景 西方文化中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它总是认定文化中的某一部分是整个文化的基础。这个特别的部分同文化的其他部分相比，要么指向某个特许的对象，诸如实在、真理、绝对的善、高高在上的上帝；要么具有某种特别的能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同这个主题相一致，西方文化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指向彼岸（上帝）的宗教文化（神学文化），指向心灵（理性）的启蒙文化（哲学文化），指向现象世界的科学文化，以及指向世俗生活的文学文化。从西方文化的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崇高趋向低俗，从理想趋向实际，从精英趋向大众，从中心趋向边缘的过程。其中，神学文化是一种本体论（本质论，超世论）的文化，启蒙文化是一种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的文化，科学文化是一种工具论（技术论，实践论）的文化，文学文化则是一种约定论（游戏论，现世论）的文化。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借助知识和意见、表象和实在之间的区别，发展了以某种直接的方式与事物的性质打交道的知识分子观念。在启蒙时代，这种观念体现在当时人们把牛顿式的自然科学家当作知识分子的楷模上。在18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看来，了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自然图景显然应该导致建立与自然界符合一致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机构。因而，自然科学被看作那个特别的部分，自然科学被当作是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典范。人们认定，“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一些概念具有同等级别的含义。科学提供着硬的客观的真理，即作为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等人文科学家必须关心他们是否是科学的，是否有资格把他们的结论看作是真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客观性。在西方现代文化中，科学家代替了在启蒙之前和之后曾分别由牧师和哲学家占据的位置，被看作是使人类与某种超人类的东西保持联系的人。由于宇宙已被非人格化，美和善开始被看作是主观的东西。结果，任何一种想在这种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学科都必须向科学学习或靠拢，使自己变成类似于科学的东西。这样，现代西方文化被分割成几个不同级别的部分。像物理学和数学之类的自然科学具有第一等级的资格，像经济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具有第二等级的资格，像哲学和诗歌、文学批评之类的人文科学只具有第三等级的资格。而作出这种区分的根据是在硬事实与软价值，在真理与娱乐，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区分。按照这种文化观念，科学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和标准。其他文化部门或领域必须在同科学的比较中求得其相应的地位。因此，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基础主义的文化。 在《协同性还是客观性》一文中，罗蒂指出，善于思考的人类一直企图按照两种主要方式使生活与广阔的领域联系起来，以便使其具有意义：第一种方式是描述他们对某一社会作出的贡献的历史；第二种方式是在他们和非人的现实的直接关系中来描绘自己的生存。第一种方式说明了人类追求协同性的愿望，第二种方式说明了人类追求客观性的愿望。“以追求真理概念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统（从希腊哲学家一直延续到启蒙时代），是企图由协同性转向客观性以使人类生存具有意义的最明显的例子。因其本身之故，不因它会对某个人或某个实在的或想象的社会有好处而应予追求的真理观，是这一传统的中心主题。”（罗蒂：《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1991年英文版，第21页）由于这种文化观念想使协同性以客观性为根据，它不得不把真理解释成与实在相符合。于是它必须建立一种形而上学。那种形而上学将考虑信念与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客体将使真信念与假信念区别开来。并且，由此也产生了某些区分真假信念的方法以及阐述此类方法的认识论。 因此，按照西方传统文化观念的区分，自然科学家拥有着较多的客观性、硬事实和客观真理；人文科学则被看作是与艺术一致的，它们提供的是娱乐而非真理。前者与真理距离较近，后者则离对真理的把握还很遥远。因此，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自然科学似乎优先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家似乎高明于人文科学家。 二、反基础主义：否弃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形而上学假定 罗蒂认为，人们在硬事实与软价值，在真理与娱乐，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区分“不能用来划分文化。它们造成的困难比其解决的还多”。（同上书，第77页）罗蒂区分了“合理性”的两种意义。“合理性”的第一种意义是指与实际或客观实在相符合的“客观性”，“合理性”也就是“有条理性”，就是说，“拥有事先制定的成功标准。”按照合理性的第一种意义，诗人和画家在其作品中使用的是“理性”以外的官能，因为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在完成作品之前，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制定新的成功标准。因此，如果成为合理的就是能够事先制定标准，那么把自然科学作为合理性的典范是有道理的。但是，困难在于，在合理性的这种意义上，人文科学就休想有资格成为合理的活动。如果人文科学要被看成理性活动，合理性就应有别的含义。“合理性”的第二种含义指的是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是一个文明社会如果要持续下去其成员必须拥有的德性。”（同上书，第78页）在这一意义上，合理性与其说是指有条理性，不如说是指“有教养”。按照这种解释，人文科学当然也应被看作是“理性学科”。罗蒂主张放弃合理性的第一种意义，保存它的第二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