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西方政治哲学2500余年的发展史，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冲突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心脉络。政治哲学的逻辑冲突是社会混乱和冲突的反映，因为：“创立政治理论的兴趣的特殊之处在于想使人们采取行动，去改变他们认为是恶劣的环境”。〔1〕价值合理性主导了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发展。而19世纪开始了工具合理性的挑战，20世纪工具合理性取代了价值合理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政治哲学家一反过去囿于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试图回避价值判断，把政治哲学予以科学主义的阐释。如果说，19世纪以前价值合理主义主导政治哲学的发展所带的结论是：“政治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的观点是政治理论继续生存的条件。”〔2〕那么， 工具合理主义同样遭到了理论自身、社会现实和人类历史的批判。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冲突的本意在于：政治哲学无法将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 一 政治哲学的创新是人类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征兆，它是一种信仰而反映对社会的理解和安排。在几乎长达2500余年的西方政治哲学史上，价值合理性首先占据主导地位，这段历史一直从古希腊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价值合理性主导的政治哲学的简单表征就是：政治哲学围绕价值规范伸展，通过对诸如正义、秩序、民主、自由、政体原则等的价值规范的分析来演绎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研究方法主要是抽象演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哲学史一般为人们划分为三个时期，古希腊伦理世界观时期、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时期、近现代的法学世界观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价值规范的创新与诠释主要是逻辑。工具合理性只具有潜在市场。 1.古希腊伦理世界观（大约公元前375－325年）。这个时期主要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一历史阶段，“希腊城邦从文化上的领导地位跌落下来，这肯定是古代世界主要的精神大动荡。”〔3〕反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主要是通过他们对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来拯救古希腊和构建政治秩序。无论是柏拉图的正义观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都体现了他们在历史动荡时期对价值规范的诠释和安排。各司其职是正义（柏拉图），平等是正义，人天生要过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都是政治哲学的价值规约。 2.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时期。哲学、政治学，法学无不成为神学的“婢女”与“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4〕政治原则的哲学分析完全以神学的形式来体现，整个社会都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5〕中世纪政治哲学借助于神学来安排人们的价值追求。 “社会共同幸福的存在”（阿奎那）本身就代表了古希腊以来政治哲学价值合理性的认同。到了近代，社会共同意志的存在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起点。 3.近现代法学世界观时期。1640年－1690年的半个世纪基本上奠定了该时期政治哲学的大厦。它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社会理性的重大发展时期。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稍后还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后就是美国潘恩的《常识》等，构成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主流。在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这一历史跨度内，西方政治哲学家主要以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对国家和政治制度进行价值合理主义规范的逻辑分析。他们的契约说以“社会共同意志的存在”为前提来组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天赋人权”深刻反映了西方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规范。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把这种权力解释为“自我保存”，洛克在《政府论》中则把它解释为“生命、自由、健康和财产”。孟德斯鸠、卢梭、潘恩等也都在其政治思想中高扬对人权的价值合理主义的诠释。社会契约同样反映了社会变迁时期政治哲学家的价值合理主义的逻辑对社会循序的哲学建构。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社会战争”的那种自然状态，在自然法的指导下，经过契约，把所有的人的自然权利交给一个主权者，这样便建立了国家。霍布斯进而认为：“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没有这一条自然法，信约就会无用，徒具虚文，而所有的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也会仍然存在，我们也就会仍然处在战争状态。”〔6〕霍布斯依然是以价值合理主义为基点来诠释政治哲学的，但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6〕霍布斯依然是以价值合理主义为基点来诠释政治哲学的 ，但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却具有经验主义的色彩，因此他的研究方法有经验思维的基础。洛克说，为了弥补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人们根据自然法的命令（价值合理主义的安排和启示）订立契约，将自由行动和单独惩罚的两种权利交给了社会，使社会具有公共权力于是国家就从政治规约中产生了。卢梭是最典型的契约论者，他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卷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表白“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性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地政权原则。在这一研究中，我将努力把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在一起，以便使正义与功利二者不致有所分歧。”。〔7〕卢梭道出了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困惑，即如何把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与政治过程的经验分析结合起来。但卢梭能如愿吗？卢梭确实从人类实际情况着眼。但他在政治哲学的前提认定和研究方法上依然强调价值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的至善主义导致他的民主理论只能在小国里实现。卢梭的民主原则在事实判断（工具合理性）面前碰壁。到了美国的潘恩就提出：“当民主国家的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大之后，这种简单的直接民主制形式就行不通了”，“代议制政府的特点就是心平气和地按照多数决定一切问题。”〔8〕多数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分辨政治是非的最高仲裁人，这从民主制角度体现了政治哲学中的价值合理主义的设计。虽然洛克提出有限政府论，以使少数人同样得到保护，这种民主更多地是关心自由，但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批判了这种古典民主理论。熊彼特以工具合理主义的眼光批判古典民主理论的价值合理性。“反映在古典学说中的民主的意识形态是以人类行为和生命价值的合理主义图式的基础的。”〔9〕共同意志和共同幸福为前提的古典民 主理论的脆弱性就在于此。可见，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偏重于理性思维的认识方式，试图描述世界的全面形象，即从整体性的观点描述世界。它意味着对待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取向，洋溢着鲜明而又强烈的价值学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