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近、现代哲学是随着宗教统治的崩溃而开始的。这个过程延续了200多年。 我们无法把宗教统治的崩溃归结为几条简单的原因或文化运行的规则，至少迄今为止我们的知识能力还不能达到这一点。有很多因素导致了这样一种复杂的文化演变过程的出现，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在中世纪漫长的年月里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宗教和节制教会独裁体制的强烈愿望；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生活中信息流通方式的重大变化。15世纪时，中国的印刷术在欧洲开始普遍流传，导致了书籍的广泛流通，在意大利，如西塞罗的文集印了200多版， 维吉尔的作品则印了70版。与此同时，通信成为上层社会人士生活中的日常事情。印刷术保证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活，而通信则大大扩展了人们了解事物的能力。甚至老鼠和疾病也对宗教统治体制造成很大损害，从14世纪到15世纪欧洲经济大衰退，黑死病消灭了全欧洲1/3以上的农业人口， 在黑死病袭击所到之处，教会的权力和上帝的光辉都变得支零破碎。我们还可以说是情欲摧毁了中世纪，从14世纪以来，情欲在欧洲上层社会成为得到公开承认和赞扬的人生行为，它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与宗教规定全然不同的关于人的观念。 意大利是宗教统治最早崩溃的地方，大多数城市很早就非法地擅自发展为实际上独立的城邦。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经过长期的向北迁移之后，现在又回到了南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观念的运动上是由四个相互关联的潮流构成的，即人文主义、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1〕和自然哲学。从时间上看它以人文主义的兴起开始，至自然哲学的兴起和近代科学的出现为结束。由于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到14世纪中叶，西塞罗的“人性”（humanitas）已经成为普遍的教育口号， 古罗马贵族的文化理想成为人生行为的新的标准。 弗兰西斯科·彼得拉克（1304－1374）通常被认为是人文主义思潮的第一个重要代表，他主张人和人的问题是思想和哲学的主要对象和关心点，这种主张为后来的整个文艺复兴奠定了思想发展的基调。尽管他认为“认识上帝，不是认识诸神，这就是真正的和最高的哲学”，但在他的《论他自己和许多其他人的无知》一文中却又明确地说：“……忽视或蔑视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以及人们的来处的归宿，这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实际上把人的问题确立为哲学的目的，彼得拉克的这种观念成了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起点。 洛伦佐·瓦拉（1407－1457）是彼得拉克之后一位重要的著述甚丰的人文主义学者，他在一系列涉及面甚广的著述中实际上发动了一场对经院哲学和一系列中世纪的统治观念的批判。他有三部哲学著作，《论快乐》（1431－1432）、《逻辑的争论》（1439）、《论自由意志》（1435－1443）。在《论快乐》中他提出神意与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和谐共存，在三卷《辩证的争端》〔2〕中， 他宣称应该有对亚里士多德持异议的自由，并宣布自己的任务是重建辩证法和一切哲学的基础。这是在一千多年的宗教专制之后人们第一次目标明确地提出了重建哲学的愿望。在这部书中他力图把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简化并还原为古典的拉丁文语法和修辞学。这种努力并没有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却开创了现代语言哲学的先河。他实际上建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哲学问题可以被还原为语言问题。这正是现代一切语言哲学中最核心最基本的观念，一切语言哲学都是从这个观念伸延开来的。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1433－1499）是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柏拉图主义的一代学者宗师，他毕生从事于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和重建学园派的活动。近代哲学的从人文主义思潮中萌芽而出，从人文主义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直至最后自然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的思想如何逐渐由中世纪或曰宗教时代向近代即科学和工业文明时代过渡。在费奇诺的思想中，人的灵魂被理解为处于宇宙等级体系中心的特权地位上，而到了比他年轻30岁的皮科那里，这种由宗教观念中衍生出来的固定的宇宙等级体系和人类中心观念已经没有意义。 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了大量学术著作和诗，他因为写了讨论神学的“九百论题”，从1487年起受到教庭迫害，直到1493年才被宣布无罪。他留下的反对占星术的手稿长达12卷。他在《七重天》（1489）一书中想把希伯来神秘主义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统一起来，这一点对后来的神学家和神秘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近代神秘主义哲学的创始。不过，从今天看来，他真正重要的著作仍然是被人们命名为《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的那部论著。在《演讲》中，皮科把人的自由摆在人的共性之上，确认人并不在一个固定的宇宙等级体系中有一个命中注定的、固定的特权的地位。人是由于自己的选择和行动，从而在宇宙中获得一个从最低到最高的任何可能都有的位置。换言之，人的命运是由自己的行为而产生的，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存在。用皮科的话来说，上帝并没有给亚当一个固定的住所、独有的形式和功能，却给了亚当以自由意志。亚当只受自己本性的限制，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的知识（判断）和愿望去行动，从而成为从野兽到神的任何一种生命形式。上帝创造人，“……仅仅是为了使你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成为自身的雕塑者和创造者；你可以下降到动物，也可以上升到与上帝相似的东西。”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富有创造性的全新的思想。后来的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均渊源于此。《演讲》摆脱了传统宗教意识的束缚，为近、现代人类重新建立了人类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观念，从而成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与此同时， 另外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尼科莱托·维尔尼亚（1420－1499）在帕多瓦大学讲学，力主物理学必须脱离形而上学，从而开创了科学从神学和哲学中独立出来的进程。以上述两点为标志，我们可以明确地认定：近代哲学诞生了。 彼得罗·彭波那齐（1462－1525）可以被看作是这个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灵魂不灭》（1516）、《论命运》（5卷，约写于1520年，1567 年出版）和论文《论咒语》等等。在他关于灵魂不灭的详尽讨论中表现出这样一种努力：在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以便在知识领域中确立理性和哲学不因信仰的要求和任何非理性主张而动摇改变的权力。彭波那齐的要求可以看作是维尔尼亚主张的伸延，要求一种独立于神学之外的理性知识实际上意味着要求一种新的理性文化。这一点在16世纪兴起的自然哲学中得到了充分发展，从而为科学时代的来临开启了大门。自然哲学思潮最伟大的成就是使科学从哲学和神学中独立出来、同时还使哲学从神学中独立出来了，这种独立产生了理性文明的新时代。尽管在这个时代之初，在16世纪，自然哲学家们的著作看起来总象是科学、哲学和神学的混合物，但实质上它们已经分离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