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完阿奇·巴姆的《比较哲学》一书译稿，掩卷沉思，觉得应当为这位智者写些什么。阿奇·巴姆是早已成名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曾与我国老一代学者方东美先生有过交往。巴姆先生知识广博，成果众多，是著作等身的人物，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早在50年代就曾先后出任国际比较哲学学会和国际系统哲学学会主席，足见其在国际学术界之地位。近年来巴姆先生年事已高，但仍笔耕不辍，常有引人注目的新作发表。1994年他以87岁高龄来华访问，与我院哲学所作多次交流，并商议建立巴姆比较哲学研究室，推动我所的比较哲学研究，我译的《比较哲学》，就是我们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比较哲学》一书篇幅不过百页，翻译成汉语只有数万字，但却浓缩了非常多的内容，比较哲学的性质、地位、功能和标准，东西方哲学（以中、印、西为代表）的特点与差异，乃至建立世界哲学的构想，统统在这位哲人考虑之列。该书语言凝练，分析深刻，意见独到，非常有参考价值。时下国人时兴研究比较文化、比较哲学，但西方的比较哲学著作介绍起来还不多，有也枝枝节节，缺少总体的了解，巴姆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应当说填补了空白，或至少对我们从新的视角把握东西文化大有帮助。当年太史公写《史记》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巴姆的比较哲学理论似可以说是“究东西之际，通天下之变”，而他的世界哲学构想可以说“成一家之言”。 究东西之际——巴姆的中、印、欧哲学比较 究东西之际，即考虑东西方文化特别是东西方哲学之差异是巴姆比较哲学研究之重点，也是他的论著中新论迭出、颇有启发意义的一部分。 然而，东方与西方，在巴姆眼里始终由三大主要文明所构成；印度、中国和西方，其中亚洲有两个。因此巴姆不同意把中国和印度简单归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比较。相反，他认为中国和印度迥然不同，本身就有独立自在的价值，与西方文明遥遥相对，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因此比较哲学最基本的内容应是中、印、西文明比较。其中西方文明以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明为源头，中国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印度则以佛教、婆罗门教为主干。 上面的简单叙述包含了巴姆比较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东西方文明有三个主要的文明而不是两个；二是比较主要比较文化差异而不是相同，虽然他认为人类的同远大于异，但既然进行比较所重视的还是异而不是同，否则各文明没有独立自在的价值了。 巴姆东西哲学比较还有两个基本的原则或理论前题。一是任何概括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在历史上始终如一。二是比较应尽可能平等和公正。不要拿自己的东西来套别人，评头论足。如西人用自己的理论比较东方人的实践，易觉得他们的实践显得欠缺；而东方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衡量西方，就会觉得是堕落，因此应尽可能平等比较。 但巴姆深知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在书中就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在印度的山特涅肯作讲演，当时他力图表现得客观、公正、全面，尽可能详细列举各种观点，而不轻易贬褒。但一位印度人提醒他又长又细的条目表正显示出西方的多元理想特征，而一位视万有为一视自我为婆罗门的印度人不需要这样一个表格。巴姆发现自己“无意中表现出一种典型的西方偏见”，“至少我试图超越我的文化的理想是失败了。”〔1〕 是的，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他必然属于一定的民族和文化。即使力图客观公正的比较哲学家也如此。巴姆的东西方哲学比较正反映这一特点，他的比较围绕两个基本的部分展开：意志和理性。 意志和理性是西方文明的基本范畴，甚至可以说是两条主线。古希腊哲学家探讨理念、形式、万物之原型和逻各斯，科学家创立欧几里德几何学，盖仑的血液循环学说，还有构建民主制度，航海经商殖民，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早期古希腊丰收后狂欢纵欲的酒神精神又表现出重视意志与欲望的另外一种倾向。基督教君临西方精神界天下以后意志主义占了上风，但不是人的意志，而是神的意志，保罗、奥古斯丁都宣扬上帝的意志高于一切，普通人只有诚恐惶恐、虔信上帝，理性与欲望都受到抑制。启蒙运动使理性主义抬了头，科学革命使普遍主义、决定论盛行，也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但19世纪浪漫主义的发展又使意志占了上风。至本世纪初，尼采价值重估，叔本华把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弗洛伊德的思想更风行一时，重视意志和欲望的非理性主义大有压仰理性主义之势，但理性主义也不示弱，科学、民主、自然法等仍构成社会结构深处的精神支撑。这就是几千年来西方历史的大体情况。巴姆先生围绕“意志”与“理性”比较东西方哲学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但同时也表现出典型的西方立场，因为无论印度还是中国都没有西方式的“意志”与“理性”概念，当然思想还是有的，惟其如此，其比较的角度与结论常有我们意想不到之处，颇堪借鉴。 关于意志，巴姆先生的概括是：（1）欧洲人鼓励欲望， 印度人抑制欲望，中国人接受欲望。（2）欧洲人鼓励能动，印度人鼓励被动， 中国对两者都需要并依次接受。（3）欧洲人把进步理想化， 印度人把永恒理想化，中国人把现在指向理想化。（4）欧洲人倾向于改变事物 ，印度人倾向于将变化视为幻觉，中国人视变化为自然。（5）欧洲人把商品生产理想化，印度人把无所眷恋理想化，中国人把享受人生理想化。（6）欧洲人把他们任性的理想设想为上帝的特点， 印度人把他们无意志的理想想象为无相梵，即无差别的存在，中国人把他们自愿的理想描绘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