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这种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并逐步传播到东亚各国。限于篇幅，本文不拟详论礼乐问题，而仅就礼在日本的传播和演变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教於方家。 一 礼是与中华文明同步发展起来的。从字源学上看，“礼”字从示、从豊。“示”代表一切与神祗有关之物，“ ”像二玉在器之形，说明“礼”起源于对神的献祭，诚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早在中国原始社会，已有礼的萌芽。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说明唐虞时代礼已初具规模。随着古代宗教祭祀活动的发达，礼亦趋兴盛。殷人祭天祀祖，必奉以玉器，而配以舞乐。周人更盛，周公治国，以制礼作乐为政治上的两大措施。据史书记载，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史记·周本纪》）此所谓“度制”，是指文物典章制度，包括政治上的纪纲法度，亦即“制度在礼”（《礼记·仲尼燕居》）。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认为，礼反映了天、地、人的统一规律和秩序，“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左传》昭公25年）礼的作用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提供生活秩序，为人类未来谋幸福，“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11年）儒家推崇周代之礼，并将其发展为完整的礼学。礼学是儒家的管理学和行为学。礼可谓中国古代文化的代称，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13年）祭祀用的礼器又称为名器，是王公贵族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表征了人伦社会中尊卑贵贱的差别秩序，“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32年）因此，礼不仅为王公贵族所专有，“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而且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政之大节”（《左传》成公2年）。 礼在古代发挥着国家管理的功能，是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礼规定了每个人在家庭、社会、国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政治规范和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通常，礼与乐密切相关，无乐不成礼，礼乐相济，方能发挥治国化民的最大功效，诚如儒家经典《礼记》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别。”“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记·乐记》）孔子所谓“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乃是人格修养的两大纲目。礼的本质则是所谓“仁”。正因为有仁作内在根据，即有仁的理性自觉，礼才易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成为切合人的本性的内在的情感满足方式，而不被看作社会强加于人的外在的行为规范。总之，按照中国儒家的观点，礼既通政教、备王道，关乎“外王”，又因人情、节天理，涉于“内圣”，乃是整个儒家文化的精髓。 中国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总是极力推崇礼，并予以制度化、法典化、神圣化，成功地将礼编织进社会生活，使之与中国古代宗法性社会融为一体，形成了礼的大传统与民间信仰的小传统交相辉映的局面。在两千余年间，儒家礼文化弥漫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渗透到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规范政治制度、干预经济生活和强制道德教化的功能。 二 追本溯源，礼兴于古代宗教祭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无不如此。 日本在古代也存在尚礼的习俗。从日本目前已发现的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所制造的铜剑、铜铎等青铜器来看，其形状虽类似中国，但体积小，且剑锋圆钝已失去实用性，显然是用作祭器的。这表明，当时的日本已存在宗教祭祀礼仪。据中国史志记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谓“事鬼道”，盖指祭神而言。卑弥呼即以日神为祖先神，利用作为日神后裔的地位，通过祭祀日神的礼仪来镇慑邪马台国民众，实行祭政合一的神权政治。 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体系，日本却是在不断地接受和吸纳中国礼文化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日本对于中国礼文化的吸纳，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推古朝改革”为起点，中经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直至室町时代，以礼治国的思想初步确立。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推行官僚制度。 所谓冠位十二阶，即是将儒家德、仁、礼、信、义、智六个德目，各分为大小两阶，共十二位阶。实行冠位十二阶的目的，是要用不能世袭、依能力而定的官吏位阶表示身份高下，以打击世袭的氏姓贵族势力。604 年，又颁布“十七条宪法”。其中，第一条说：“以和为贵”，是儒家“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思想的活用；第四条说：“群卿百僚，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则是儒家礼治思想的集中表述。此后，“专擅国政，多行无礼”（《日本书纪》皇极天皇元年条》，成为批评朝臣擅权的一种思想武器。而日本天皇亦多重视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例如，文武天皇曾下“诏敕”说：“夫礼者，天地经仪，人俗熔范也。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云云。”（《文武天皇·庆云三年诏敕》）元明天皇（公元707—715年在位）亦说：“为政之道，以礼为先。”（《续日本纪》元明天皇庆云四年条）718年制定的《养老律令》，也纳入了“礼”的内容。例如， 《周礼》有所谓“施舍”制度，唐律据以规定“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大唐六典》卷3 “户部郎中”条）而养老令的《赋役令》规定“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国郡者，申太政官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日本思想大系3》，第255页。岩波书店，1980年）《户令》则吸收了唐律《户婚律》“七出三不去”的规定，等等。这实际上是“以礼入法”。此外，自701年（大宝元年）起， 日本开始举行“释奠”仪式。720年，又装备了所需祭器。所有这些， 都表明以礼治国的思想在日本得到初步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