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的精神文化境域 我们当代的文化语境是对话的语境。在对话的语境中，构成了我们的精神文化境域，即：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其中，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有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对话，还有已经融入我们政治、精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的对话。实际上，中国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的对话史，就是这些不同的文化的对话史。现在，我们仍然处在这种文化对话的境遇当中。不过，我们所处的这种对话的境遇却是一种困境。这种困境体现为： 1.我们从哪儿出发去进行对话?或者说在精神文化中的我(我们)是谁?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是外来的西方文化?这还真成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但是，我们的精神文化境域却会对这种“当然”的态度说“不”。实际上，在可以称作“我们的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是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了；我们不是已经习惯了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吗?另外，近些年来，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大举进入我国，并逐渐在精神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成为了我们当代社会的主流话语。我们不是吃着洋快餐，穿着西服，乘着洋车，住着洋房，过着圣诞节吗?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浸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痕迹，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的传统文化相当大部分却是在图书馆里，研究者的桌案和学校的课堂上，或者仅具有历史回忆和旅游观光的意义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已明显弱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实际上，今天的我们在这样的文化对话境遇中，真不知道“我们是谁”了。 2.我们和谁对话?这里的“我们”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是语言中的虚拟的“我们”。因为在当今文化对话语境中的“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是“谁”了，文化对话中的“我们”已经丢失了。在这种失去自觉意识的对话框里，“我们”也失去了对话的对象。我们既不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和谁对话。所以，我们才有了从存在主义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到文化热、国学热，以及马克思热、现象学热、解释学热等精神文化寻觅的轮回。在这种精神文化的轮回中，我们在寻找着对话中的我们和对话中的对象。应该说我们还处在精神文化的迷茫状态。 3.如何进行对话?在历史上，我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对话方式。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通过不同的对话方式，生成着不同的原生文化。如近代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都属于“体用”的对话方式。而宋明理学，既有“体用”，又有“和合”。今天的我们却在这种“体用”、“和合”等对话方式中来回游荡。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忘记了我们是谁，丢失了我们应该的对话对象；我们已经不知道应该对谁说，应该说什么，我们好像丧失了对话的能力，我们患上了失语症。我们不是又开始争论什么“纲目”(体用)、“和合”，白话、文言的是与非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境遇。我们拥有的只是那个虚拟的“我们”还没有停止的“寻找”，要(Will)找回丢失了的“我(们)”，找回我们本来的那个“应该”，从而知道“我(们)是谁”，应该和谁对话，怎样对话。可是，这种“寻找”之路是那么的艰难曲折! 二、“元文化”探究的可能与不可能——“体用”态度的辨析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忘记他们对文化使命的担纲，一直寻找着文化对话中的“我”的身份。在历史的维度中，这种意义上的“寻找”经历了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以及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各种模式的转换(注：在思想史上，有许多学者不同意用“体用”关系来概括中西文化的关系。严复就批评过中体西用的说法，他借用“牛体不能马用”来说明“体用”是不能分开的，而是统一的。对于中西文化的关系，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之间，还有许多不赞成极端的归结的做法，而是或偏重于中，或偏重于西。)。但是，这些貌似不同的“寻找”实际上都是在我们传统的体用不二的把握方式中打转转。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说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土身份的眷恋和守成愿望；而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西化”倾向，在李泽厚这里体现为“西体中用”，这种倾向代表了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惰性的无奈，以及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双重挤压下所不得不做出的应答。实际上，这里蕴涵的是如何处理守成和开新的关系问题。这种对文化对话中的“我”的身分进行寻觅的努力，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和国学热中。 近来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元文化”的概念，试图解决在文化对话中“我是谁”的对话身份问题。在“元文化”这个概念中，既昭示着对中华传统文化仍具有着当代性的坚定信念，也表明了其中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守成倾向的承继。提出“元文化”的主旨是试图找到中华文化的根、源、本、真。这种观点认为：把中华民族落后与挨打的根源归结为中华文化本身，是需要反思的。如果说中华文化本身有问题，那么，中华民族在古代曾领先于世界的辉煌不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吗?在科学思维逻辑中，同一种条件不能造成一种物质的两种状态；依此，一种原因不可能同时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同理，同一个中华文化难道会造就出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吗?之所以会出现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是因为文化的失传与变质。所以，我们要找回失传与变质之前的“元文化”。这种观点认为，“中华元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是‘道器分离’的文化；董仲舒以后的文化是‘伪道无器’的文化；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是‘寻道找器’的文化。”(注：参见刘明武：《寻找元文化·序》，中华书局(香港)，2003年，第Ⅰ-Ⅲ页。)关于“寻找元文化”这种观点的实质我曾有过这样的概括：“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文化有源有流，源是本，流是末。由末逐本，由流溯源，为的是去弊而求真求元，为的是解惑而寻中华文化之根之本。有了根，有了真，有了本，有了元，就找到了元中之元。由此，才会有中华文化中‘我是谁’的体认，才会有‘儒释道’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注：参见《人文杂志》2002年第2期《“立象尽意”之意：元文化之源》一文“编者的话”。)这种“元文化”的精神意图是明显的，即：(1)“坚信”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好的文化，是适合于中国的文化；这种“坚信”来自于我们的寻觅和诠释。(2)作为好的文化之元，在时间序列中，存在于中华民族祖先“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创造的经典中，这里有我们的元典智慧。但这种好的文化在以后的文化传承中失传变质了。(3)“返本开新”是寻找好的文化之元的目的。在文化的对话中，只有从那个好的文化出发，才会在对话中有我们的位置。显然，这种看法承袭了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方式，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应该说这种“元文化”的思维方式与“中体西用”说是同源同质的。可能这种“元文化”的提法以及对元文化内容的看法会引致不同的意见，但我们不想拘泥于对这种看法当中某种内容的具体评价，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看法所昭示的理论视界之可能、如何可能，以及有什么样的“应该”才是可能的。我以为对这种“如何可能”的发问应该在历史与逻辑的诠释中寻找其“应该”意义上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