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概念及文化比较的方法和角度 “西方”在佛教体系里是一个美好的词(PositiverBegriff)。按照佛教的宇宙观( BuddhischeKosmographie)，“西方世界”是由阿弥陀佛即无量寿佛(Amithabha Amitayus)主宰的。在那里除了诸神诸佛外，还有天女奏乐歌舞，彩云碧水，丰衣足食，既无党派之纷争，也无战争之风云，说不尽无限美好，在佛教艺术中多有展现。所以将之美誉为“西天”。指西方的天堂，“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净土”，“西方乐园”(Sukhavati)。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也是从西天下凡的。“西天取经”里说的“西天”附有神话色调，指的是西域的天竺(印度)，释迦牟尼的故乡。到了现代，特别是文革期间，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丑陋无比的概念。例如：“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西方资本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等等。惟独没有被打倒的是西医，它侥幸地被中医结合了。改革开放以后，给“西方”平了反，至少西服和西方现代化逐渐被视为正常现象。 从词源学上看，西方的文化一词来自拉丁文cultuera，它有双重涵义：一是在古典拉丁语中，是指对土地的耕耘与作物的栽培；二是后来被引申为对人本身的开化与修养。早在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问题》一书中，即对各家各派的164种“文化”定义进行了综合性的介绍。6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世界性意义越来越突出，增加了许多新的理论，产生了许多新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从不同学科的知识范畴、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给予了不同的解释。而本文所指的文化，主要指实物形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如文学、艺术、宗教、理论等成果，是从社会文化独立于社会经济、政治而存在这一角度予以理解的。 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和研究是一个范围很广且内容复杂的问题。就比较的方法而论，至少有两种：(1)横向比较，单纯地把东方的某种现象与西方的同类现象分析比较，找出其间的异同甚至优劣。(2)横向加纵向交错比较，借鉴历史找出某种现象之产生的历史原因以及外界给予的影响，这种方法在广度之上又加上了深度。另一方面，每个作比较研究的人所处的地理和文化角度不尽相同，因此就比较的角度看，也有两种方位之别：其一，如一个亚洲人以其东方文化为出发点，参照媒体对西方的介绍，蹲在家里，进行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可谓“本位东西正向比较”。其二，“远涉重洋”，接触了解西方世界，亲临目睹，获得了第一手材料的认识，之后再作的研究可谓“离位东西反向比较”等等。可见，不同的比较方法所得的结果和认识是不同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也会有所不同。 二、汉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史”的两大阶段 从公元一世纪佛教东渐汉土[1]，至今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了。如果用粗线条划分的话，汉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主要进行了两次广泛的交锋。 第一阶段：汉民族第一次广泛而深刻地接触到西方的[2]文化、宗教、语言、技术等等是由佛教的东传促进的。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到汉地后，在四、五世纪到八、九世纪达到鼎盛。直到宋代仍有到西域求法的。元、清两代，藏传佛教也给汉地带来了另一些异族文化的影响。从留学史上看，从东晋法显开始到西域取经学法的僧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留学生。日本佛教称他们是“留学僧”。 第二阶段：中国与现代欧洲的接触。所谓现代欧洲是指启蒙运动以后、从中世纪解脱出来的新欧洲。如果从第一代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算起，中国与欧洲的接触从1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可惜，好景不长，欧洲“文明”稍后不久就被坐着“洋船”来到中国海的“洋鬼子”用“洋枪”和“洋炮”轰进了中国的大门。所以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直接接触，从心理倾向上看，一开始就是抵触的。因为直到那时为止中国经济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指出，亚洲大陆面对太平洋的沿岸地区，从东北到南部，直到1820年，这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还占全球经济的58%，这里曾经是世界经济的重心所在。在美国的独立战争年代，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规模赞叹不已。直到1850年，中国的地位才由英国取代。西方列强轰开中国的大门，其中的一个原因应该说是长期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觊觎”，由于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一开始就采取掠夺的方式，打击了人们对西方文化接受的能力，所以导致了对西方文化的抵触和憎恨，文化的融和过程始终在曲折中前进。 从文化的深层而论，欧美文化说到底是基督教文化。我们可以把上述两个阶段概括地称为“佛教文化影响的阶段”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阶段”。用宗教文化来划分历史阶段，有些问题甚至可以看得更透彻、更全面。因为宗教是不同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习俗礼仪和思维心态等等或者是信仰和教理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受其影响的结果。 三、佛教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上述佛教和基督教文化的两个历史阶段各有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前者是佛教的求法僧，后者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尽管二者都是为信仰的传播奉献的人，但是他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大不相同。说起法显、玄奘、义净等西域求法的高僧，人人肃然起敬。包括对中国人的传统进行深刻批判的鲁迅也在高僧面前退让三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从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至少在这一点上，可能胡适先生也会破例地站到鲁迅的立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