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论与“新帝国”论 依据“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 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我于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在此期间中外许多学者都对亨廷顿的理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或提出了批评。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批评，补充和修正某些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观点有所改变，例如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考虑。为什么亨廷顿有这样的变化?正是由于他感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实际上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在国内又受到“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提出了“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在该书“西方的复兴”一节中亨廷顿说：“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亨廷顿感到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正在“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而那些向西方学习走上或正在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这当然是他和西方某些学者、特别是政治家不愿接受的。这里包含着亨廷顿和某些西方学者以及政治家的一个不可解的情结：为什么那些兴起的国家走上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反而构成了威胁?照他们看，这些兴起的国家应该在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跟着他们走，听命于他们才是“合理”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因而表现出西方世界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在亨廷顿内心真正希望的是西方文明的“复兴”，“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9·11”以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正在试图确立其作为其他文明的霸主的领导地位。 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2000年出版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利与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该书的基本看法是：“就在我们眼前，帝国主义正在成长、形成。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基于这一理论，在美国有众多学者在大力宣扬这种“新帝国”论。例如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森教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更有甚者，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提出三项核心内容：1、极度崇尚军力；2、主张建立美国“仁慈霸权”；3、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依据这些“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 那么，“文明”难道只能处在“冲突”中，以实现一统天下的“新帝国”理论吗?不同“文明”间难道不可以“共存”吗? “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 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照我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由文明的原因引起的。我对西方文化(文明与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了解很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这里只引用罗素的一段话来说明今日西方文明是吸收与融合多种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922年，在罗素访问中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罗素的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他说：(1)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2)今日欧洲文化是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而且包含了阿拉伯文化的某些成分。这两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特别是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说明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印度佛教文化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外来的印度佛教与本土的儒、道两家从来没有因文化的原因发生过战争，只有三次因政治经济的原因有着冲突，当时的朝廷曾对佛教加以打击，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中国儒、道、释三种文化是同时并存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曾问我：“为什么中国文化是多元性的?”我考虑了一下，说：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和而不同”，文化虽可以不同，但能和谐相处；二是制度上的原因，中国以皇帝为最高权威，一切文化(宗教、哲学、伦理)，都以皇帝的意志为中心，而皇帝往往为了社会的稳定，不希望因不同文化而引起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皇帝常采用了“三教论衡”的办法，把儒、道、释召到朝廷上来辩论，哪一派辩论赢了就排在前面。不允许他们互相残杀，发动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