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人观点(thenative'spointofview)是近年来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当然，在过去，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的人类学家也很关注当地人观点，但是，他的关注更多的是方法论的，即，他更多地是把当地人观点当作是接近文化真相的一条途径，而且，对于这条途径，他事实上并不放心，是故，除了“访谈”、“参与”之外，他还强调“观察”(注：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1-1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也正是通过对观察和访谈结果加以对照，他才得以指出“当地人所说的并不等于他们实际所做的”，进而让其读者看见，与他们一样，特罗布里安人也有理性，也在沽名钓誉，趋利避害。 与过去不同，如今人类学乐道的与其说是人类理性的普遍性，不如说是人类价值的多样性，或各文化的特殊性(注：此景被RichardA.Shweder称做“人类学对于启蒙的浪漫主义反叛”。参见Shweder,RichardA.,“Anthropology'sromanticrebellion againsttheenlightmentorthere'smoretothinkingthanreasonandevidence”,inShweder,RichardA.andRoberA.Levineeds.,CultureTheory:Essayson Mind,SelfandEmotion,pp.27-66,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由是，当地人观点已不仅是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而且是人类学的本体论问题，即，人类学的研究目标本身就在于理解当地人观点，展示他们赋予这个世界，以及他们自身生命、生活和行为的意义。 众所周知，克利福德·格尔茨便是持此主张的代表人物之一(注：除了格尔茨之外，萨林斯(MarshallSahlins)亦可谓此潮流在1970年代的领军之一。关于萨林斯在这方面的观点，可参见其著作《文化与实践理由》、《当地人怎样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03。)。当然，他并不完全否定客位分析或远距-体验(experience-distant)概括的必要性(注：Geertz,Colliford,“Fromthenative'spointofview:onthe natureofanthropologicalunderstanding”,inShweder,RichardA.andRobert A.Levineeds.CultureTheory:EssaysonMind,SelfandEmotion,pp.123-136.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但是，在他看来，人类学家实际所做的不过是理解当地人观点，或对当地人就其所为的阐释进行阐释。“简言之，人类学著述本身即是解释的，并且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按照定义，只有本地人才做出第一等级的解释：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注：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11，1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格尔茨的这种观点植根于他对文化的理解。在他看来，文化既不是行为模式，也不是心智结构，更不是爱德华·泰勒所说的那种无所不包的复杂整体”，而是“历史上传递下来、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识模式，一套承袭下来、表达于象征形式中的概念系统，通过这套系统人们得以交流、延续和发展他们有关生活的知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注：格尔茨：《文化的阐释》英文版第89页，London:FontanaPress,1993。)。换言之，格尔茨认为文化并不是行为、习俗或人工制品等象征符号本身，而是通过这些象征符号表达出来的意义体系或结构。 为了说明对行为和意义加以区分的必要，格尔茨援引过吉伯特·赖尔(GilbertRyle)对行为主义的批评。赖尔指出，对于行为的客观描述并不意味着对于行为的深入理解，因为人们赋予同一行为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例如，用照相机照下来的所有人的眨眼动作可能都是相似的，即都是上下眼睑的张合，但是，有的眨眼可能是无意的，有的则是有意的；有的人眨眼可能是在使眼色，有的人眨眼可能是为了嘲笑别人眨眼使眼色不够老道，而有的人眨眼则可能仅仅是为练习使眼色，等等。因此，对于行为本身的描述仅仅是一种“浅薄的描述”(thindescription)，而“深厚的描述”(thickdescription)则应该能辨析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meaning)(注：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6-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据此，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应该是“深描”的。 “深描”的提出改变了人类学研究的目标，也改变了人类学的学科性质。由于人类学的研究目标不再是当地人的行为本身，而是当地人赋予其行为的意义，而人类学家本身并不是这些意义的赋予者，因此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于人类学家的观察结果，而在于当地人的观点，当地人对其行为的所做阐释，因此“文化人类学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需求意义理解的阐释学”(注：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51页。)。文化分析不过是“对意义的推测，估价这些推测，而后从较好的推测中得出解释性结论”(注：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1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