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楔子：甲申三月十九日 明崇祯甲申十七年(1644)，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时代的序幕拉开了。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大军攻入北京城，包围了崇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十九日，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死。约一个月左右，崇祯帝死亡的噩耗在江南地区广泛传开，群情激动。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之职。而此时的北京正巧二度易主：满族皇帝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在其后近20年的血雨腥风里，晚明虽然在南方先后建立了弘光政权、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等，但是在清王朝的武力征服下，这几个政权相继覆灭，其残余势力惨淡经营的“反清复明”斗争也云消雾散了。 一棵遭遇电击雷劈的老树即使时过千载，年轮上也会留下斑斑痕迹。在历经如此巨大的政治变动后，汉族社会是如何记忆前朝历史的?三月十九日作为崇祯帝忌日，是一个可资考察的象征符号。有关东南沿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台湾的历史学和民俗学研究表明，在明清交替之后，三月十九日被改篡为太阳诞辰，太阳诞辰的创造蕴含着纪念崇祯帝之死的意味。 较早关注三月十九日这个特殊日子所内涵的象征意义的是历史学者翁同文。翁同文在30年前撰写的天地会研究的论文里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基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需要，天地会创造了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神话。第二，天地会之所以把崇祯帝的忌日说成太阳诞辰，乃是因为天地会有以“忌辰”为“诞辰”的传统[1]。翁同文的第二个观点得到了其他研究的证实，而前一个观点则有商榷的余地。因为三月十九日太阳诞辰话语的出现在先，天地会的出现在后，与其说天地会创造了这个象征符号，毋宁说天地会利用了这个象征符号。近年，历史民俗学学者赵世瑜与他的合作者依据地方史料，考察了浙江地区的太阳诞生神话和习俗。他们认为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神话与浙江抵抗满清征服的地方历史密切相关，是一个地方性的话语，其中凝聚着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2]。 多年来，笔者在研究民间秘密结社和浙江地区的民间信仰时，接触到不少关于“反清复明”和太阳诞辰话语的史料，一直试图解释三月十九日太阳诞辰所蕴含的历史记忆/忘却。上述两项研究，特别是赵世瑜等的研究征引甚丰，笔者读后受益匪浅。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侧重面之不同，在对文本的诠释上，笔者与上述几位研究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自然，所得出的结论也颇多不同。本文作为笔者研究心得的一个初步报告，试图以公共记忆为中心讨论围绕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discourse)的几个问题。公共记忆(collective/publicmemory)有地域、文化、组织、阶层、年龄、少数族群和民族等之别，太阳诞辰三月十九日公共记忆的主体是谁?公共记忆是如何创造出来并被文本化的?太阳诞辰话语里凝聚着记忆主体怎样的历史记忆/忘却?一言以蔽之，本文意欲对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进行“知识考古学”(Lárchéologiedusavoir)式的研究。 二、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创造 崇祯帝之死使春夏之交的江南显得与往年大不一样。五月三日，监国福王发布丧事消息后，各地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在苏州，大批士民自发地来到府学明伦堂，从五月九日到十一日，连续三天举行哭庙仪式(注：参见岸本美绪：《崇祯17年の江南社会と北京情报》，载《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164页。)。对江南的许多士民来说，三月十九日是一个痛失君父的日子。 很多迹象表明，在崇祯死后的第二年，三月十九日即成为纪念崇祯之死的日子。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就任帝位，建立了弘光政权。弘光政权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小朝廷，许多官僚很快就把为君父报仇的念头置诸脑后，“士大夫辈但以得官为荣，而不以失义为辱”[3](p.343)。弘光元年(1645)，在崇祯周年祭即将来临时，部分不满现状的官僚和士人试图借助悼念崇祯来唤起弘光政权的危机意识。起先，翰林院编修张星“以寒食届期，请遥祭诸陵及先帝”[4](p.371)。正当礼部议而未决之时，南京城内外出现了许多揭帖，称：“端阳竞渡，吊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子推也；三月十九为先帝后衔愤宾天之日，攀髯莫及，吾辈各于郊外结社酹酒，以志哀恨。”[4](p.371)张星的上疏和民间的揭帖好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二者共同营造了三月十九日祭奠崇祯先帝的舆论。接着，太常少卿张元始“感其言”，立刻上疏，建议弘光帝除允准在太平门外设坛祭奠崇祯帝，并且还应祭奠死难的东宫皇后和定王、永王二皇子，将三月十九日固定为一个国家性的纪念日。[4](p.371) 三月十九日过后不到两个月，刚满周岁的弘光政权便迎来了自己的末日：五月十五日，清军攻陷了南京城。弘光政权不再，但由这个政权开创的官方设坛祭奠和民间“结社酹酒”的仪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三月十九日作为一个记忆符号，从此，不仅为后继的晚明政权、特别是民间“忠义之士”所承袭，而且，在忍受和抵抗异族征服的岁月里，还被赋予了“反清复明”的内容。 那么，崇祯忌日何以能被改篡为太阳诞辰?《礼记·祭义》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民族学学者何星亮称：“每个朝代都在一定日期在东郊日坛祭祀太阳”，“祭日的时间和牺牲，则历代不尽相同”[5](p.180)。明代的祭天礼仪继袭了唐宋的传统，在“大祀”、“中祀”和“小祀”中，日月和社稷的祭祀被置于昊天上帝和宗庙祭祀所在“大祀”之中，这与把对日月和社稷的祭祀放在“中祀”之中的唐宋和清朝相比，显示出明代更重视对日月和社稷的祭祀。在晚明的士人看来，崇祯皇帝之死乃是死于“社稷”和“宗庙”，日月同辉，自然对于他的祭祀应该沿用社稷/日月的礼仪。上述张元始的奏疏所言及的祭祀崇祯帝的礼仪就是祭日/社稷的礼仪：在南京城东郊的太平门外设坛祭祀。关于祭祀的情景，已经无法知悉。不过，还可以从1918年连横所撰《台湾通史》风俗志里捕捉到一些影子：“三月十九日，传为太阳诞辰，实则有明思宗殉国之日也。以面制豚羊，豚九头，羊十六头，犹有太牢之礼。往东祭之，帝出乎震也。家家点灯，欲其明也。亡国之思，悠然远矣。”[6](p.408)台湾民间在祭祀太阳诞辰时，以面粉制作猪羊代替牺牲，举行祭祀，看上去很像“太牢之礼”。按《礼记·王制》载：天子祭社稷时用牛、羊和豚三牲，谓之“太牢”。“祭日以太牢，祭月以少牢。”(《史记·封禅书·索隐》)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六记明朝祭日礼仪道：“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向西。祭用大牢玉，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年，皇帝亲祭，祭服拜跪，饮福受胙。余年遣文大臣摄祭。”[5](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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